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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17　梁稳根　51　三一集团　重型机械制造

18　孔健岷　39　合景泰富　房地产

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9）

19　曹德旺　62　福耀集团　汽车玻璃

20　刘永行　59　东方希望集团　饲料

房地产，早就不再和购房者的需求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而房子对于开发商来讲，也早已不属于经济意义的商品范畴。可这不并妨碍诸如王石、冯仑、潘石屹这些房地产大佬成为企业家中的明星，被诅骂，或被追捧。

不过，未来的“房产英雄”们此时此刻还只是涌动的地产大潮中平凡的一员，社会与媒体根本无暇关注他们的存在。泥水匠杨国强在哥哥的帮助下，在顺德建筑公司“做苦力”。“腕儿”级人物王石尊敬的人物，江湖人称“朱老农”的朱孟依也仅仅是个包工头。他这样回忆当年“我们镇上很多人家门口开商铺，很乱。我就想，把这些人集中在一条街上又好管理，又容易形成市场。”他找到镇政府，表示愿意建设商业街，至于回报将业主租金与他分成即可。将策划投资、参与经营与地产开发捆绑，超出了包工头的业务范围，朱孟依身份已然演化为了地产开发商。

特殊的经济形势，让平民的梦想有了无限放大与实现的可能。1987年，衣衫寒酸，胸怀大志的人越来越多。第一宗土地拍卖同月，人民日报消息称：“二十四名研究生大学生毕业到四川农村办企业”。四川新津县龙马乡几间简陋的平房内，聚集了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成都科技大学毕业的24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大学生。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龙马化工厂，从修建到投产仅仅两个月时间，第一批产品已投放市场。

几乎就在这些天之骄子自主创业的同一时间，执教于河海大学的人民教师周海江，辞去教师职位，到父亲前途未卜的企业和他一起创业，而被媒体报道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辞职的大学教员”。

年底，大学教师的周海江接到父亲周耀庭的口信，要他辞去工作，回家帮忙打理无锡港下镇的针织厂，“我特别需要你回来，我们厂里直到1987年，都没有一个大学生。你要是回来了，可以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回到四年前，乡政府将行将倒闭的“港下针织厂”扔给了“生产大队”专管工业的大队长周耀庭。周队长接手时，工厂基本上停产，库存堆积如山。厂信誉不好，周耀庭写个人担保书给银行，贷到6500元，够买一吨棉纱。厂欠钱太多，好难才找到一家不欠钱的染色厂，染完后刚把布装上船，对方财务追出来，说染色费没有付，把布全搬了回去。工人们看到空船回来，一片绝望。周耀庭亲自率众到各乡镇摆地摊，挑着上百斤的内衣走村串巷……集资筹款，到上海请“星期天工程师”，4个月，针织厂活了——这就是周海江所描绘的创业期的周耀庭。

听说周海江辞职，他的母亲大发雷霆。周家共有子女三个，周海江是家中长子。因为家境贫困，三个孩子中只能供一人上大学。周海江成绩最好，弟弟妹妹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哥哥。周海江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考上深圳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海大学当教师，跳出龙门的他成为全家人的骄傲与希望。如今又回来，他的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同样，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周海江老师，回到乡镇企业工作，无疑承受着巨大的落差，何况还从工人做起。车间工人、厂部办公室秘书、车间主任、计划科长……五年后，周海江成为红豆集团国际发展公司的总经理。

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10）

毕竟大学毕业，又当过高校老师，周海江视野确实比父亲要远。在80年代末，许多企业连商标都没有，更不要说创品牌时，周海江力排众议，拿出工厂全年利润160万元，在电视台做广告。实践证明，160万产生的效果比现在个亿还好，产品销路拓展，红豆品牌成为首批“中国驰名商标”。

《昆仑》第５期，刊登了毕淑敏中篇小说《送你一条红地毯》：一个优哉游哉的家庭，遭到了地震般的袭击。门第的沟坎，官家的尊贵，居高临下的优越，无可奈何的虚荣，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商品经济生活的变化中重新选择、调整和变异，最终须臾间被打得七零八落。人生的价值，奋斗的目标，在金钱的炼狱中翻滚重铸。

透过小说，是改革的社会在阵痛中的洗礼、召唤、蜕变与塑就——这扇无法躲避八面来风的窗口，带来了错综复杂的思考。

年度延伸人物：华为BOSS任正非

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势不可挡的攻击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成功，为任正非赢得了西方媒体的尊敬。事实上在此之前，为人低调、从不走向幕前的任正非，已经被视为中国通信设备制造领域的神秘“教父”。

——《世界经理人》“15年对中国管理影响最大的15人”的评语

《蓝血企业》一书指出，“世界上伟大企业的缔造者大概三分之一出身军队、三分之一是虔诚的信徒、三分之一是技术天才。”华为的缔造者任正非，就属于第一个三分之一——出身军队。有人把出身军人的企业家称为蓝血企业家，任正非这位蓝血企业家创造了“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的奇迹。

“华为就是任正非，而任正非就是华为。”一句话足见任正非与华为这个让国际巨头头疼的中国企业的渊源。

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以2万元人民币的资创办了不起眼的小公司——华为。最初两年，华为凭借代销香港公司的程控交换机淘得了第一桶金，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已有了一定积累的华为，不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决定走一条“与狼共舞”的自主研发之路。任正非看到了新的市场盲点——国内程控交换技术的匮乏。从1992年开始，任正非孤注一掷研制C&C08交换机，三年后，第一台程控交换机诞生。这意味着华为在国内通信市场已有了占有一席之地的资本。

可是，刚刚缓过第一口气的华为，又一脚陷进了“前有狼，后有虎”的生存夹缝中，国内市场出现恶性竞争，国外竞争对手在国门口虎视眈眈。任正非感慨万千，“华为成立之初十分幼稚，选择通信产品，没想到一诞生就在自家门口碰上了国际竞争，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要是没有国家的政策保护，华为公司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不得已，华为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国际电信巨头在城市竞争白热化，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渗透力深入到农村市场，且由于农村市场消费能力弱，农村市场成为国际电信巨头的隔离地带。华为凭借本土优势，避免了被国内外强势企业扼杀的雷区，拿下农村市场，积累了充裕的资本与人力，为以后的漂亮转身赢得了空间。到1995年，华为已成为拥有18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达14亿元的企业，在中国电子百强企业中位居第26位。

任正非

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11）

在农村如鱼得水的华为，还要把战线从农村拉回城市。进军城市必然会遭遇国际一流企业的迎面一击。任正非再次打量这些“敌友”的身份时，看到了华为与他们的差距，而“水淹西门子”的故事更是让任正非无地自容。一位电信局长向前来推销华为产品的任正非这样讲到，“一年雨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交换机机房淹没了半米。当洪水退出之后，所有国产厂家的设备都瘫痪了，惟独只有西门子的设备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如果华为产品的可靠性也能达到类似的标准，我们就会考虑购买。”

痛定思痛，任正非带领华为进入整顿阶段，最终锁定IBM模式，“我们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才有生存的基础。这就是华为走规模化、搞活内部动力机制、加强管理与服务的战略出发点。”但IBM的模式未必就对华为完全使用，华为削足适履的国际化战略，最终遭遇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任正非开始认识到复制国际模式的种种弊端，在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变革。

1996年开始，华为准备出海。6月1日，*副总理视察华为，表示国产交换机打入国际市场，政府一定提供买方信贷，这让任正非坚定了“走出去”的决心：1996年，华为登陆香港；1997年，华为在巴西投入3000多万美元建立了合资企业；2000年之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也有了华为较大的移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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