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将重新踏上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的指挥官莱昂·德格勒尔上校说,并且亲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补充说,他们从北侧的出击将与从南侧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会合,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勒尔想道,多么大胆!多么戏剧化的策略啊!随后,在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纳的参谋人员全都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赖发起最后攻击时肯定也是这种气氛。
德格勒尔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他今年三十八岁,热情满怀,是其他一百万非德裔志愿军的楷模。这些志愿兵相信,整个欧洲的未来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时,敌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但他自认为两者皆非。雷克斯主义对他而言,是对当代*的一种回击,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一场战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国时,德格勒尔对他的同伴说,像比利时和法国这种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加入希特勒的部队,并且积极参加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产生一个正义的新欧洲。他的狂热越烧越旺:他主张,非德国人只有加入这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神圣战斗,才能获得在新欧洲的话语权。否则,德国人将会变得过于强大。随后,尽管可以获得更高级别,他却作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只有当希特勒往我胸前挂十字勋章时,我才会见他。到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等对话。我会问他:‘你是打算要一个联合的欧洲呢,还是只想要一个大德国?’”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3)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勒尔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勒尔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勒尔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勒尔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了。”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尔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关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勒尔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军正在后退,但是他们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勒尔奉命回第十一军总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在火红的背景中映衬出了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东方朴素的新教塔楼,与比利时马利纳市圣罗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师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睡在后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轨的路堤上,但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4)
当温克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本应从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一半进攻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本兹劳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戴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个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个高级军官,一名上校,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的*行为——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本兹劳,科里阿科夫参观了一个小广场,想对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致敬。这位俄国英雄是在追击拿破仑的途中牺牲在这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德文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亲王率领得胜的俄国军队追至此处。他从压迫中解放了欧洲,并从奴隶制中解放了欧洲人民。在这里,死亡结束了他光荣的日子。关于他的记忆将会永存。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个波兰铁匠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战争呢?”波兰人问道,“六年来,战争从德国开始,一直打到了这里,然后打到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直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去,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俄国的一半土地都已被焚毁;德国现在又燃起了大火,并将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得精光。”
科里阿科夫认为,答案很简单: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残暴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现在俄国人正在响应伊里亚·爱伦堡的号召:“以两只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加倍地报复德国人。
就连斯大林也已经对这种残暴行为感到不安了。他声称:“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要继续生存。”2月9日的《红星报》社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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