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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不讲公道、强凶霸道。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努力的自信。结果是人品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3卷,第9期)。

晚清的迷乱社会,为富不仁,身泰名显者,哪个不是在投机取巧、无廉耻、无良心的邪恶轨道上越滑越远?贪官污吏落马频率渐高渐密,其手段之恶劣,心地的狠毒,也越发令小民百姓目瞪口呆。而其东窗事发之前,又有哪个不是装腔作势、沐猴而冠?社会情形的极度混乱令基层的无序瞩目显眼,实不知上下其手,引发不安者非高资大力莫办。江河之中,*政府内,浮在表层者,总是最轻的,而放纵强梁霸道者,其始作俑者,又其谁欤?追其究竟,实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而造成。庸俗社会关系学本为稍有良知正义感者所不齿,于今则别有用心者煽其风,鼓其翼,令其炽,大有蔓延怒张不可收拾之势。衡量是非标准是利益驱动的龌龊关系,而不是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如此一来,人心正常的依托渐稀减少。社会风气毫无公正、公平、公开的气象,人心因此而加深其失望、无望、绝望!奴才得道,良善向隅。一般社会应是极高尚者和极恶劣者占两极,而中人、正常普通人占绝大部分,今则中人、普通人也身不由己滑向坏人、谄人、无良心者一途,变得毫无心肝,不问是非,巧取豪夺,利令智昏,生存危机如暮色四围,无处可逃,避无可避,结果人人自危,略无安全感可言。良知、正义感像沙漠里的井水,望眼欲穿,难以寻觅。欺骗、讹诈、告密、伪善如恶风暴雪之行于旷野,甚易甚速,略无阻遏。强梁暴富者豪奢愈显严重,其毫无顾忌的心态也丝毫不加掩饰,官常不足守,国法不足畏,敛聚无度,居心可诛!而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更加如雨季河道,随时看涨。与此同时,原先略略可饱其腹的小民百姓现在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饭碗,有心讲是非、论廉耻的人,日感生存空间的逼仄,其备受排挤,更有活不下去的危机。

从古贤人,到陈诚、储安平的悲叹呼求,可见历史不幸的连续一贯。美国*的缔造者富兰克林以为,“各国皆有凶事预报者,总在预报国家将毁于一旦的凶信”(《富兰克林自传》)。而这些恶人不肖之徒正是骄恣傲诞的凶事制造者和预报者。世间良善、贤者、拙者,总以为当国家民族所处地位日见严重的时分,恶人强梁可以罢手;殊不知其躯体、精神两种胃口俱越吃越大,越撑越阔,以为他们暴富以后,就可以天良发现,永远不会有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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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穷途

《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翁同龢、汪鸣銮好碑板,张之洞好目录,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一意媚洋,好与西人往还……

清末,端方好金石,端方本纨绔无赖,在做工部郎中时,与盛昱、王懿荣同出差,旅舍无聊,纵谈碑板,端氏亦发言,王懿荣大怒说,你就知道搞女人玩演员,吃酒搓麻!你配谈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骂,声称三年后见。他回京后,到琉璃厂多方搜求,与名家讨论,他的钱又多,巧取豪夺,俨然大鉴赏家。他之爱好金石,与其他满官之爱好鼻烟壶无异,以此表示他的豪奢,并非真有学问心得。

荣禄则好衣饰,成天衣冠楚楚,自觉了不起。整个冬季,每天换一貂褂,衣上佩饰亦换。尤爱玩鼻烟壶,最佳者三百余具,也是每天换一个使用,八国联军打来,仓皇中丢失不少,以后全部补齐。满洲所谓世胄多如此,胸无点墨,衣饰必精,出门见人,光彩照人,好不威风,与寒士相见,尤觉气概压人。慈禧不能正己,臣下相沿成习,遂至朝纲不振。

革命的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紧迫,日、俄、英、法皆与清廷秘密协定条约,日本则吞并朝鲜,俄国则窥视蒙古,英、法也在觊觎西藏,清廷全都搁置不管,并以假装的立宪掩盖民众的耳目,各级官吏日复一日在民间制造对立面,奕劻老奸巨猾,呼朋引类,将各种盗匪引入官场,载洵、载涛皆以他们的亲哥哥载沣的关系入主中枢要津,载泽因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势力也与奕劻相等,这些人都是每天忙着卖官鬻爵,盛宣怀大借外债引起人民反对,于是他们命令赵尔丰入川,肆意屠杀,后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廷慌不择路,赶紧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阳奉阴违。

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烘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

袁世凯重新得势,采取“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深秋时节,袁氏部下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即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这年底,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

亲贵集团,因为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错误一边,人民和历史迟早会把他们淘汰掉的,他们很清楚*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归宿,他们只是想尽量争取时间,如果能够继续贪污*,让自己的家族和利益集团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千秋万代,也就可以了。

北洋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善好使用各种公式化的温情套语,但他们彼此之间搞权谋,总是人利用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用温情套语包装其阴谋恶念而已;用“有情有义”来维系集团的利益;一旦形势改变,为了自保就相互之间彼此出卖背叛,做尽无情无义的事。那一套伎俩,其实已到了末路!

清廷的法子是:推宕,延迟,预备,或者予以名义,随便改个官制,就叫做宪政。等来等去,看不到尽头。俟河之清有日,奈人寿其无多。生命经不起消耗。

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实行宪政。就算它是真的要逐步扩大宪政,要看到全国实行宪政,恐怕少年要等到头发白,专制皇权又不知要到多少代了!鉴于在清廷**和谎言所维系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他们的这种假改革、真拖延恐怕还拖到下一代就会归寝史籍了。“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这一假立宪,换来了真革命。

志士们无论需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决战*的意志绝不改变。他们坚信:*必败,自由必胜。清廷逆天而行,已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正在自掘坟墓。经过同盟会椽笔批判的清廷,面临着建政两百六十多年来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冥顽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反人类罪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这个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他们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每况愈下的奴隶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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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1)

1995年初,陈四益先生因在《读书》上讥弹出版界贪多求大的虚浮作风,给牵入一场国学热意义并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争论之中,前后过程及争论焦点,收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瞎操心》一书之长篇后记里头。在由一篇短文引发的一番驳辩通信中,我们看到陈四益先生那种品评有据、有真是非的读书人大担当本色。

就文明进步而言,则今日之文明,莫不自淘汰而来,而在文明与野蛮的搏战过程中,起伏跌宕,远非一条直线运作;在很多时候,野蛮的恶势力更会长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所进行的淘汰,就是反文明、反进步的逆淘汰了。章太炎先生说清廷窃国近三百年,“传嗣九叶,凶德相仍”。这当中,自然包括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残酷毁损。清初诛灭知识分子九族的文字狱,这几年言者已多;到乾隆这一代,又兴起另一*高峰,乃逆淘汰之重灾区,则知者甚少,这场集中而大规模摧折中华文化精神的*运动,在官修《四库全书》时集中体现出来。

不算历代以兵燹、水火灾害的淘汰,中国古书有十万种,《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多种,只是其中较少一部分。但也已卷帙浩繁,今之读书人难堪一问了。任松如先生《四库全书》答问中说“四库全书之名,读书稍多者类能知之”。然而究竟知之多少,又大可存疑,一般人充其量模糊晓得它是一部硕大无比的钦定大书罢了,无形中被它的硕大吓倒,而加以颂祷起来。

陈四益先生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5月2日、5月9日、5月16日)的数万字长文——《〈四库〉四记》,即针对“近些年来,由于商业化的炒作,《四库全书》则被有意无意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而写。

《〈四库〉四记》就乾隆下诏征集、编纂《四库》前后全过程所贯穿的深文周纳的手法和阴谋加以透辟揭露,并加评论中说,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四记依次是:《搜书记厉》《焚书记烈》《删书记酷》《编书记疏》,外加《赘记》即结说一节。全文从无可辩驳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入手,褫其画皮,现其原形,通篇感慨浩劫,体重思精,对知识界、读书界、青年界大有开智识、振元气之效用。

在《搜书记厉》中,陈先生指出从清初到乾隆,文字狱一代酷于一代。清初是大肆的肉体屠杀,扬州、嘉定、金华、济南……血雨腥风,阿鼻地狱,政权稳固后文网繁密,进一步*汉人的文化自信心及文化反抗运动。开始下诏,条件优善,然而效果不理想,征书受挫,乾隆立即做出慈祥的样子大加宽慰,百般体贴,什么“记载失实,固所不免”,“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恐怕也是古今屡见的引蛇出洞的手法。先引诱,后威胁,重点放在江南,直至下诏的第二年发出最后通牒,紧接着又列出黑名单,看出乾隆早有腹案。陈先生分析道:“乾隆并不曾把汉人看作同满人一样的中华民族,因而也并不在乎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如果汉文化威胁了满人的统治,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或破坏这文化的。”针对皇帝步步紧逼的征书命令,陈先生说:“图穷匕见,寓禁于征的用心,至此已告大白。”这当中,乾隆树立了征书地方官先进典型,为仿效的榜样,随后又加罪将其打倒,涉及在案者斩决,“妻、媳给功臣为奴。”陈先生指出这场搜禁“运动”,比编纂《四库全书》的时间长得多,“乾隆对于查禁书籍的兴趣,远比编书要浓厚得多,其查禁的手段也比历朝帝王(包括秦始皇在内)狠辣得多”。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2)

章太炎先生的《哀焚书》认为,金、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毒滔天,然“未敢以去故籍以腾奸言也”,到了乾隆,“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督佗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烧书之详情,见陈先生《〈四库〉四记》之第二节《焚书记烈》。此节指出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放开手脚,大烧特烧,一类是明人著作,多抗清内容;“一类是当代人著作,主要是不驯顺,不合作,不甘心做奴才的文字”。铲除的办法,又靠两种制度,即书籍送检和鼓励检举揭发制度,并且乾隆信不过地方官,把书籍书板通过长途运输送到北京销毁,其奸凶一至于此。陈先生引出乾隆极为情绪化的批示后说:“有了这样的批示,下面的查办自然如狼似虎了。”其中对不少著作的穷搜迫查已类近现代非常严密的刑事侦案手法,延续了19年的焚书运动,陈先生有逐年的详尽细致的统计,“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余种,所焚书的数量竟与之仿佛,这是相当惊人的”。在《删书记酷》这一节,陈先生同样以无可辩驳的资料,并引鲁迅、陈登原、傅增湘、任松如诸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戕贼中华文化的论证来说明“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皆振古所无有”(任松如语)的事实真相。在陈先生的精密剖析论证中,昭昭可见乾隆帝的虐待狂心理。虐待狂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狂,乾隆帝的祖宗有此癖,“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康熙帝以*为法制”(章太炎《讨满洲檄》)。秽闻载满史籍,至乾隆帝则将虐待心理导向另一极端,即超出自我防卫式的攻击行为,而表现为控制要求,其烧书、搜书、删书、杀人的凶残,大大表明他要求绝对控制对手的心理投射,迫使对方丧失自卫能力而不断受苦,他则在对方的无助哀号中取得刺激虐待的兴奋。《〈四库〉四记》中之密集材料,详尽分析,可为明证。

封建专制者以国家为他的私产,以人民为其刍狗。文化断裂澌灭,人民憔悴沟壑,摧毁一个民族固有之文化典籍而窒息其活力,意在断灭其记忆而行愚民之诡道。乾隆修《四库》秽德昭彰,今之炒作、抬举、颂祷者又是何居心呢?陈四益先生问道:“《四库全书》的编纂距今不过二百多年,搜书、烧书、删书的惨相连许多学者也已忘怀,相反倒在不厌其烦地颂扬乾隆的功德,这实在令我惊异感伤,以这样的速度遗忘,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教益?”

在这篇长文中,陈四益先生且述且评,痛心疾首,精见迭出。他总结说,“这是惊人的文化犯罪,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能对文化进行的摧残,乾隆无所不臻其极”,今之歌其功,颂其德者,“对这种残暴的罪行健忘如斯,实在令人骇异”。乾隆的父亲雍正帝(清世宗)就曾做过一部《大义觉迷录》,力图消除中国固有的民族思想,书中颇引中国成语典故装出亲善面目,很把一些汉族大臣骗住;乾隆帝立馆修《四库全书》,给历史留下巨创,还妄图欺信天下后世,今人为之抬轿者,是非不辨,的确“实在令人骇异”。

吴宓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的文章,以为中华民族即使亡于异族,一定时期以后,最终也能驱除侵略,恢复独立;但是“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损失是外国人或是中国人所造成的”。

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即是有意识毁伤中国文化传统,尤其重点打杀其中具有民权元素、抗暴精神、自由血性的文化内涵。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文化香火一旦断灭,沦于灵肉俱为人奴役的惨境,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必为期不远。所以,贯穿《〈四库〉四记》其详尽的分析解剖,可见封建专制者绝灭正传,独传家法的阴损心曲,一旦功成,唯存谬种,其欺骗性、潜藏性、广泛性、适应性更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癌魔的长期病灶,残害人性人心,毁伤整个社会的健康肌体,积而渐久,衍为不治之绝症,则只怕国医也必束手,难有回春之望了。更可怕的是遗忘,有意无意的遗忘;健忘症患者,又往往讳疾忌医呢!西方哲学有门科目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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