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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笔会（第1页）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当老师。暑期里有一个中学师资培训班，我被系里指定给主讲教师当助教。学校还没有给我分配教师宿舍，我只得暂时留在学生寝室里。学生大多回家了，第一宿舍空空荡荡。蝉鸣、暴雨和漫长的夏日，适宜阅读和酣睡。我晨昏颠倒地过着日子，既轻松自在，又百无聊赖。

一天早上，我到系办公室取信，碰到了写作教研室的同事徐芳女士。她告诉我，晚上系里有一个座谈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那时徐芳已经是很有影响的诗人了，她先我一年留校，把提携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看成是她理所当然的职责。虽然她只比我大一岁，可每次见到她，都只能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徐老师”。在徐老师主持的这次座谈会上，出现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其中年龄稍长、说话斯文一位，名叫王中忱；另一位身材健硕、目露精光的年轻人，人称吴滨。他们都是刚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两个人衣着朴素、笑容可掬，翘着二郎腿，手摇大蒲扇，没有一点北京钦差的派头。若非徐芳老师特意介绍，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哪个生产队的蹲点干部呢。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囊括了华东师大的文学创作界几乎所有的精英。夏雨诗社的前后两任社长宋琳和张小波、散文社的社长姚霏，自然都悉数到场。

王中忱首先介绍了《中国》杂志社的办刊方针和基本宗旨。他说了很多，我们记住的似乎只有一点：《中国》杂志与其它文学期刊最大的不同，是致力于发表年轻作者锐意创新的作品，以发现文学新秀为己任。王中忱还提到，他们之所以撇开正常的组织程序，绕过地方作家协会和学校的各级组织，直接与文学爱好者见面沟通，目的也在于此。我们频频点头，可心里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话说得很好听不管用，你一旦把作品寄过去，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在那个年代，默默无闻的作者要想发表作品真是太难了，用叶兆言的话来说，寄出去的作品就如同放出去的信鸽，用不了多久，它还会原封不动地飞回来的。能得到编辑部的退稿信已经很不错了，更常见的情形是，鸽子一出笼，就会飞出我们的视线，不知所终，音信全无。不过，考虑到王中忱是《中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编丁玲她老人家，他姑妄言之，我们也就姑妄听之罢了。

接下来，王中忱充分发扬了民主程序，提议让我们每个人依次发言，谈一谈自己的文学见解和创作近况。这就使得像我这样属于文学圈外围的初学者，也有了不慌不忙说话的合法机会。我在胡乱地发表了一通对文学的看法之后，就提到了不久前去浙江调查方言时写成的一篇小说。王中忱问我作品带来了没有，我回答说，当时是写在一个工作日志上，还未誊抄。王中忱就嘱咐我回去把它抄出来寄给他。见他这么郑重其事，说实话我当时就后悔了。那是一篇为打发旅途寂寞在火车上写成的游戏之作，目的是为了取悦坐在我对面的同伴——一位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正因为这种游戏心理在作怪，所以写的时候，信马由缰，极尽夸饰之能事。这样的东西寄给人家，岂不是自取其辱吗？不过，小说誊抄出来以后，略作了些修改，我还是将它寄给了《中国》杂志社。

第二年（一九八六）初春的一天，我去学校的大礼堂看电影，在门口遇见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劼。他远远地朝我喊了一句：你发在《中国》上的那篇小说我看了，很不错。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杂志社将我那篇题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玩笑之作真的登出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王中忱这个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又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了《中国》杂志社寄来的一份邀请函，让我暑期去青岛，参加中国作协的笔会。

《追忆乌攸先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消说，参加笔会这样的活动，也是平生头一遭。可当时我正在经历失恋的打击，喜悦来得很不是时候。华东师大被邀请与会的，还有教育系的姚霏。我们各自去系里履行了报批手续，去十六铺码头预定了去青岛的船票，还准备了一大堆后来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的仁丹和晕船药。

青岛的笔会，被安排在海边的一座部队疗养院里举行。为海军首长修建的这座疗养院，朴素中透着奢华，也可以说奢华中显出朴素。我所居住的那个房间，东南两面朝海，躺在床上都可以看见大海中乘风破浪的军舰。除了宽大的卧室之外，每个房间都配有装饰考究的会客厅。当然最显眼的，莫过于屋里铺着的红色地毯。我还是第一次住在有地毯的房子里，感觉上很不真实。我的同屋和我一样，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不断盘问我，这样的房子是给司令住，还是给军长住？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是一位农民作家，来自山东的菏泽，名叫陈进轩。当他的家人接到来青岛开会的通知，满世界去找他的时候，他老人家正在地里挥汗如雨地割麦子呢。由于时间很紧，他从麦地里钻出来，一路小跑，直接就去了火车站。为了证明他并非说谎，老陈高高地挽起裤腿，执意要我去欣赏他那被麦茬戳得红肿的小腿。老陈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当地的奇闻异事、风俗掌故，还把他们地方上的一些少儿不宜的酸曲唱给我听。也许衣服没带够，我记得他每天都要把大量时间用在洗衣服上。

我原先以为所谓的“笔会”，就是将作家们召集到一起开会，可是我们在青岛的十多天里，会是一天没开过。也没人管你干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开会，正是笔会的原则之一。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新奇事还真不少呢。我和老陈结伴，在海边的沙滩上捡了几天贝壳之后，终于有点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了。好在不久之后，我又结识了一个新玩伴——来自福建的北村（我们当时还叫他康洪）。我们之所以走得很近，主要是因为年龄相仿，同时又都来自大学的缘故。开头几次见面，话题总是离不开残雪女士发表在《中国》上的《苍老的浮云》。北村是一个十分健谈且雄辩的人，他对各种名色的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十分熟悉，而且常常夹带着一些自己的私货，不时发明出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搞懂的概念来。我记得他所发明的最费解的理论之一就是“暗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谋杀”和“伏击”，以及诸如此类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北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腼腆、纯情的青年，似乎正在热恋中。如果你看见他愁容满面，那一定是因为找不到地方给远在福州的女友打电话；如果看见他情绪过于亢奋，多半是因为刚刚给女友打完电话。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本克洛德·西蒙的《佛兰德公路》，是编辑部的校样，还未公开出版，书名被错误地翻译为《弗兰达尔的道路》。这部书的清样引发了我们持久而热烈的讨论，但讨论的重点仅限于这本书的题词：

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习怎样生活，

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丁玲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会，让我们一睹大师风采的希望落了空。而王中忱据说要在北京的编辑部看家，也让人不太好理解。因此，我们基本上是跟在吴滨的身后转。参加这次笔会的作家，依照年龄、职业以及熟悉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由吴滨招呼着，在这些圈子之间不停地穿梭往来，成了我们每天的日常功课。陈明和牛汉先生平常很少露面，我们只能偶尔在餐厅里朝他们远远地瞄上一两眼。北岛、多多和徐星他们扎成一堆，似乎也不太容易接近。他们在晚上偶尔也会举办一些交谊舞会什么的，据北村说，舞伴还是从青岛歌舞团请来的专业演员。我倒是很想去长长见识，但我们屋的老陈认为去跳舞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关在屋里下盘象棋来得好玩。多多据说早年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有时候，在众人的央求下，他也会在餐厅里唱上一段歌剧或艺术歌曲，我们在尚不知歌剧为何物的前提下，一致公认他比专业演员唱得还要好。而北岛和我也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们正在前往崂山的途中。在车上，我们恰好坐在一起，一句话不说似乎不太礼貌，也有悖人之常情。于是他忽然问我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上海。他接着道：以后来北京，找我玩来。我说，那敢情好。谈话就此结束。还有几位作家，似乎是从部队里来的。他们总爱神秘兮兮地聚在一起畅谈政治内幕。有一天，我和老陈去他们屋里串门，恰巧碰见他们在讨论林彪和陈伯达的逸闻趣事。那些当初听上去匪夷所思的无稽之谈，在今天居然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可见他们也不是一般人。

在二十刚出头的这批作者中，除了北村、姚霏和我之外，还有两位女作家。其中之一是来自加中国最北段加格达奇的迟子建，另一位则是沈阳军区创作组的庞天舒。可是尽管年龄相当，迟子建和庞天舒也不怎么乐意搭理我们。即便是在路上遇见了，她们也懒得用正眼瞧你。不管怎么说，这种男女作者不相往来的局面多少有点不太正常。而据姚霏说，打破这种壁垒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我们主动去登门拜访。登门拜访的方法虽好，可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些问题。一天中午，当我们敲响了女作家的房门之后，里面传出的声音竟然是“我们正在睡觉”。不过，房门总算是打开了。庞天舒将我们让进客厅，忙着为我们倒水沏茶。于是我们立即热烈地讨论起文学来。从中午谈到下午四五点钟，直到睡眼惺忪的迟子建从卧室里走出来。她露面之后的一番话，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可分明又像是在对我们冷嘲热讽：“我看你们聊了半天，也没聊出什么名堂来嘛！什么托尔斯泰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呀，不都是些文学常识嘛。文学常识又有什么好聊的呢？害得我一个下午没睡好觉！”

我们愣了半晌，除了落荒而逃之外，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多年后，我与迟子建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她仍向我抱怨说：那天下午，你们的烟抽得也太凶了。可见她当时对我们的印象有多么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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