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喜欢枯萎的花朵吗?”
“说不上喜欢。”
“我也一样。”他笑了笑,“它只不过是植物的尸首而已。”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喝了一杯清茶。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听听有关这束花的故事。
我的朋友坦率地向我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何况,时间上也不允许,因为二十分钟之后,他要赶往生物馆主持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仪式。
很显然,他在暗示我离开。而我却没有立即向他告别的任何准备。
他问我能不能将那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留下来,因为封面上的裸体女郎看上去十分诱人。
“我也许可以用它派上别的用场。”
经过
“我的确感到有些看不清自己,再说,我对你也没有什么了解。”在婚礼上,我的妻子突然柔情蜜意地对我说。当时,正式的仪式尚未开始。她看上去显得有些慌乱,或者说,有几分难以言说的伤感。
我对她说,从某种意义上,我的感觉与她颇有几分相像:“当然,你现在仍然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她调皮地扬起头,朝我眨了眨眼睛,抓起我的一只手,然后问我:“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时,我看见饭店的一位侍者小姐朝这边走过来。她告诉我的妻子,门口有位先生要和她单独说几句话。我微微侧过身,看见他站在门廊边,手里就拿着那束干花,正看着侍者往饮料车的玻璃酒杯中加冰块。我能够听见冰块在杯壁上碰撞发出的叮当之声。
我的妻子确实愣了一下。她似乎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她略有歉疚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可不能怪我……”随后,她起身朝他走过去。
他们像一对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那样说着话。我听不清他们在聊什么,何况,我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我在内心对自己说,我们终于结婚了。用我妻子的话来说,我们毕竟已走到这一步了。
两个多月前,当我与妻子商量着举行这次婚礼的时候,她对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向她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情。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干吗还要结婚呢?我知道,她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她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一丝不苟,谈不上什么幽默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她本人缺乏这种幽默感,而是其中别有隐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她的姓名之外,我对于她的其他情况暂时还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就连她的名字,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因为她曾自愿向我透露,她曾先后三次去户籍管理部门要求更换姓名——就好像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生活或运气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的。“我们都不是上帝,”她这样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少越好,除非你想自讨苦吃。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基本上可以将它看作没有发生,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我没有对她的这番话表示赞同,但也没有提出反驳。我这样附和她:“事件自有它的命运,结局无非不了了之。”她认为我表达了与她相同的意思,只不过说法有些玄奥。
现在,门廊边的情形与半个小时之前并无很大不同。他们谈着话,显得很亲热,也很节制。
只是两位侍者为了避免偷听私人谈话的嫌疑而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位还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拒绝看到真相,并不意味着总能稳操胜券。”
由于这个人的出现,婚礼的仪式被推迟了。客人们大都显得很有耐心。主持仪式的那位同事依旧在不慌不忙地检查着麦克风的线路,只是出于某种习惯,他才偶尔抬腕看一下自己的手表。
过不多久,那位不速之客终于想到要离开这里了。我的妻子加快了说话的频率,同时不安地回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那人将那束枯干的花递给我的妻子,然后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我环顾了一下宴会大厅,盘算着到底有多少人目睹了刚才的情景。当然,即便所有人都看到这一举动,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告辞了。我的妻子将他送到了楼下。
这年冬天,这个城市一直在下雪。街道两侧的马路上堆满了肮脏的积雪。一辆接着一辆的电车从街面上驶过,在缆线上划出火花。电车过后腾出了渣打银行的旧址,一名报贩正在叫卖当天的《南方周末》。
我的妻子抱着那束枯萎的花束回到大厅,挟带着一股冰雪的凉意。她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婚礼接着就开始了。我们交换了戒指。
“他干吗要送来一束枯花?”我问她。那时,我们已经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回到了大学的寓所,我的妻子正打算将那束花插到窗台上的一只白色长颈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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