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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多有赞成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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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1)

(一)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其《中夜不寐》有云:英雄欺世惯,贤圣误人深。

上句实况,下句武断。圣贤就其言论而言都是可供参考、可供借鉴的。英雄借为欺人之具,那就和圣贤本人无关了。即令此圣贤不出生,他也会另觅意中人,此一点真可说是防不胜防。

但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当年先进的左翼文人,要“把月亮一笔勾销”,要清算月亮,进而视赏月和吃月饼,也是封建的、落后的、旧式的。可是林语堂先生反驳他们,“而与女学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因巧克力糖来自西方”。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自然也为其所不容。如此之西化,则此辈所要的西化是何物,也可不问而知了。只要西方的外在,而鄙弃其内里。

其实这不是他们的文化观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酱缸里面浸泡太久,或者根底浅薄见风就是雨。

关于传统,备受抨击。对其反诘,只需一问:希特勒极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我们能说这音乐煽动了、鼓动了、发动了他的杀人神经,或给了他杀人的暗示吗?在美国那样合理有效的政治框架之下,他们所读的,总不会是什么经书了吧?但照样有很坏很坏的人,极左高烧倘若不是胡佛、麦克阿瑟,不是里根等人的锐眼,并依制度的力量予以掣肘,恐怕是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帝王对文化,多是别有用心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吴虞喊打倒孔家店,我看该打倒的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凯、张勋、张宗昌……从秦始皇到袁世凯都有个人的原因,缺德,寡情,恶形恶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圣人没有教他们杀人越货……传统文化讲求的责任、良知、道义,在他们历代的统治中何曾见到丝毫的影子?

最切要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的结构,根源是政体文化,造成这样的局面,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自可继之,不合理成分,则非而弃之。

传统家训的温、良、恭、俭、让,和美国的公民教育,我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美国的家长,不为孩子创业,鼓励个人奋斗,与古来士大夫家书“不靠祖宗余荫”的想法,也可说是同声同调的。

制度对了头,政治上了轨道,文化就不成其为问题。

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阿奎那“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就有许多做恶事的机会”。他们都怕钱对人心的腐化。其实不是“钱”,不是那铜钱纸币或硬通货,而是人性。因此需要体制框架,在没有这样的框架之前,东、西方的哲人提出正人心,多数还是出于好意。但由于没有框架支持,就会流于玄虚、空洞、说教,或为乌托邦试验家所利用,于是人民大起反感。

最紧要的是宪政的框架,*的模式,三权分立的制衡,国会立法的独立,政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传统文化也会变成、也可以变成“建筑材料”,即文化建设的基本因子。

日本、韩国甚至柬埔寨、缅甸都已实行大选,我国台湾地区,他们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恨之入骨,相反,善而用之,善而化之,也就善而享之。

林同济先生说的中国传统官僚的四种毒素: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胡适说的中国的病根在贫、懒、奸、滑……都似是而非,错在认为罪恶是这些灾难的原因。有的是结果,如贫穷困窘,不是原因。又如钱神毒,货币实为社会人生之所需要,只是专制下,没有规矩,没有游戏规则,或其规矩制下不制上。就人性而言,除少数圣徒外,没有不爱钱的,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那一篇有名的“钱神论”,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和人性。腰间无铜,困住英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关键看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下去规范人性的负面盲动。所以根子是在体制上,即在政治文化上。从来没有享受*政治的,没有资格攻其弊病。然而假如专制得以祛除,享受*政体有日,再观其民性,则由鬼变人,指日可待。

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2)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文化亦然。只有将制度先期改变,文化方能随之启动;制度未变,而欲变其文化,乃揪己头而欲离地球矣。只有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实践中,由人去捍卫,去创立,才能随之产生新的良性文化机体,也才能合理地融汇传统文化而新生之,再生之。

(二)

尝见有这样的一些论师,被极权所压制,蒙昧、惧怕到骨子里去了,一提到传统,就要批判,其实不知传统何物。批判的对象、本体、客体,批判的武器与因由,一律的拎不清,以什么做批判呢?以何角度切入呢?传统在不同叙说者的心目中概念大异,应考虑学际分科、知识谱系、历史现场诸因素,可稍作界说——

一是帝王专制的心事,包括传统的异化,为野蛮专制,为个人专断,为迷信极权,为谎言*,为一元的意识形态,为思想枷锁,为黑金政治,为假象与黑幕……

二是一般民间的生活习俗知识谱系,为工艺、音乐,美术,为由衣食住行而起的生活习俗、习惯……

三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反专制的抗击,为抗击愚民的心曲,为求取自由、民权、*等普世价值的心境,为思想与道德之基础,为对生命的爱护与尊重,为地方选举、自由结社、道德感召力,为说真话与摧毁谎言基础,以智慧勇气抵抗邪恶……

第一种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反面,是野蛮与倒退。之所以后人说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指专制的恶果。政治上没有希望,经济上更没有指望,老百姓挣扎在这样的环境中,它渗透在民众生活的细节与血液中,所以认传统文化便专在这一点上着眼。请以食物为喻,极权的地域是观音土,则“封建”的园囿可说得上是五花粉蒸肉了。求自由、反专制的中国文化成了专制王朝的替罪羊。他们将民族奴役与暴君专制的统治实质当成中国文化本身,而专制文化中的奴性成分在逐步递加,至此而毒汁鼎沸,传统良性文化则扫除以尽。在肉体消灭的绞肉机窒息中,求保命而不得,谈何传统文化呢?在某种暴力恐怖的威胁下,这种“思想教育”只能是散布愚昧、迷信、恐怖;更恶劣的是形成了全民范围,甚至包括儿童的一种脑结石说谎的风尚,极大地败坏了民族的道德。所以至今还要批判传统文化者,当其稀薄无以复加之际,就不是批判,而是当以敬畏之心感受补充。

世界本系联络融贯之整体,事物也是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链。所以中国优秀、悠久的传统文化,孔孟的民本思想、战争态度,到明清以降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直到谭嗣同、孙中山、宋教仁……形成了整体宏观和取法中庸的贤哲思维。长期以来国人只会机械思维,与辩证认知相背离,谈何“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思辨能力?他们怎又能领会一切大学问来源于杂交优势,杂交领域跨距越大,成果越辉煌的玄机妙道呢?

外国的*,固然有其良好的传统,但也不是生来就有,其严酷性,也并不怎么弱于中国。大型的莫名其妙的战争、宗教*……霍尔巴赫、伽利略及《乌托邦》的作者莫尔等人的遭遇,在在可见专制*的严酷性。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一种人格力量,凡正常的国家的吏治都想造成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境界,然而唯有*国家可以依靠制度和游戏规则可能使之达成,否则那只是一种理想或说辞而已。萨迪的《蔷薇园》中有句名言:“贪婪的人!他在世界各地奔走。他在追逐金钱,死亡却跟在他背后。”专制制度下,只有这样的宿命。在没有制度的框架情形之下,要想靠道德情操建立清正廉洁的防线,只能是一个笑话。

人性有其光辉也有其弱点,那就是“自私”。没有监督,领导人的人性常常变成私心。政治专制、枪指挥国家和垂帘听政,这些已经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现代的政治,本无所用于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贤者用其闲;不肖者无所见其不肖。但在君主时代的英国,行政几乎是政治的全部,当政者自决的空间扩大,也少有程序可加以约束。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是: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麻木,连长相都很难看,在国内则有义和团乱闹,在西方大城市的唐人街,则有恶棍、罪犯,他们生活在西方,没有本领,没有规矩,却随身带去了犯罪的本事。在西方社会,则连黑社会也要守法。政治上了轨道,则无在不有规矩。试将西方人放在这样专制的环境酱制,相信也一定变得可鄙可恶,由人变成非人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相信没有读过中国的经书,但他们是那样的坏,超过了普通人的想象力。

胡适、鲁迅、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南社的诸位,读的古书如何?而其对*的期求,对社会的担当,都可说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了吧。若说读了古书会中毒,那他们早就七窍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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