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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90年获在蒙古国举办的“乌兰巴托—90世界流行音乐大奖赛”最高奖,91年获“第二届亚洲音乐节”中国作品最高奖,等等。紧接着,1992年,我又成了应邀去祖国宝岛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当代大陆歌手。

申办去台签证真是历尽曲折,前后办了差不多一年。对方说是所谓“藏蒙委员会”和一家电视台联合邀请,但真做主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他们。审查得那叫严格,如临大敌,有时简直就是刁难。好在当时我是那边风潮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他们的老板杨锦聪就帮我跑手续,缺什么补什么。

咱们这边也是谨慎得不行。文化部、对台办、国家民委,层层审批,有时话说得含含糊糊,但那意思并不含糊,也就是别去了。

到后来我是真的不想去了,折腾人嘛;但就在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突然,事儿就成了。

诗人席慕蓉到桃园机场接站。同为蒙古族艺术家,我们可以说彼此心仪已久。早在80年代中期大陆闹“席慕蓉热”时我就读过她的书,当时也没觉得太怎么样;可后来再读,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每读一页我都想哭,有时不知不觉间眼泪就流得满脸都是。书还是那些书,没有变;但是人变了,心态变了。书比人早经历了沧桑。

首演是在一家剧场。那边圈子里的朋友,包括文化界的名流,能去的差不多全去了。老实说那天我唱得不怎么样,特别是《苍狼大地》,两个高音全唱破了。这本是我最喜欢、也最拿手的歌之一,但不知为什么就唱破了。当时觉得特丢面子:现场演唱会啊,还直播!可观众好像没听出来,或者听出来了却完全不在乎,掌声照样像暴风雨一般。

演完了又都不肯走,喊声一片,非得让再唱一首。我也特老实,抱着吉它上去,说我已经没歌可唱了,那就重唱一遍《苍狼大地》吧,因为刚才没唱好,两个高音都破了。底下全笑。

结果再唱时两个高音还是唱破了,把我气得,前胸后背直冒汗。可第二天报纸出来,却是一片叫好声,说我的歌带来了一种崭新的风格,一种淳朴,从未听到过、甚至从未想到过的淳朴。

后来大陆又有一些歌星去过台湾,回来都说你算是最成功的了,台湾人就认你。想想可能的原因,一则我是第一个去的,他们有好奇心;二则我的嗓子,包括我这个人的形象类型,在那边很少见到,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淳朴”吧。其实当初我的唱腔远不如现在,各方面的感觉也没现在好。那时我是力量型的,有些地方唱不上去,就靠力量硬冲上去,完全不玩技巧。就那样,居然还行。

按计划演两场,第二场还是在那家剧院。可主办方一看媒体的反应和观众的疯劲儿,只怕再来两场都打不住,于是开会研究,决定把第二场放在中正纪念广场。

我大概不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享受这种“待遇”的歌星。乐队也换了,又重新排练;台子也搭得特别大,我从未见过的那么大。当天来了足有两万多观众,那叫个阵仗,特过瘾。我这人,场面越大越放松,所以效果特好。

节目单上的唱完,翻唱了两首不能再唱,观众就手拉手围着台子,这边喊“腾格尔腾格尔”,那边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真是山呼海啸啊。

主办者怕控制不了局面,几个人拥着我就下了地下停车场;可仍然走不了,在车上坐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回到宾馆,大厅里满满的也尽是人,根本进不去,又是一个多小时,那个汗流得,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差不多。

好容易人慢慢散了,我赶紧回房冲了个凉。下面干什么?当然是再出来喝酒。那天是喝了整整一晚。我、杨锦聪、席慕蓉、张弘毅,几个人全兴奋得不行。

杨锦聪、凌峰都是我在那边的的好哥们儿,对我帮助很大。杨锦聪我后面还会说到,这里说几句凌峰,就是邀我访台的那家电视台的大导演。称他是我的歌迷不合适,但他总跟别人吹,说我的音像资料他那儿最全。有一次开我的新专辑发布会请他过来,他发言时也这么说,那可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去台湾开演唱会,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了,此前的一次是帮他写了一首歌。

当时他们电视台有一个叫“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专栏,分辑纪录片,向台湾同胞介绍大陆的情况,每周五黄金档播一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之一。凌峰是制片人,总跑国内,就这么跟我认识了。

那次聊到这个专栏的主题歌,也叫《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听,是特南方娘娘腔的那种;我知道“八千里路云和月”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那首词壮怀激烈,无人不晓,心想可让娘娘腔给糟蹋了,就对他说,我给你重写一首吧,管保比你原来那个好。就给他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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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暴震撼宝岛(2)

如我所料,他一听就特满意,认为非常大气,转头就把原来那首给换了。实际上,台湾观众首先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我,真等我去开演唱会时,差不多也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应该说,这是他们特认我的又一个原因。

凌峰与其说是个导演,不如说首先是个文化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他没少给我说基督教的道理,尤其是内心忏悔的道理,对我挺有启发。

这人做事爽快,也重情义。那天听了我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当即拍板,说这个版权我要了,现在咱们来谈一下多少钱。我说什么钱!不要钱!他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是我真的不会要,当即哈哈大笑。后来他一再说,腾格尔,我永远欠你一个情。你当时提多少钱我都会给你,但你居然不要!

在台湾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会儿三毛去世不久,有一首歌叫《三毛来了》;我因读过不少她的书,喜欢,就重新谱了曲;两场演唱会都唱了,特别受欢迎。

三毛的母亲当时在医院,知道了很激动,多次给我打电话。隔天三毛的姐姐又来找,请我到三毛家里做客,以示谢忱。她领我在三毛的屋里到处看了看,最后来到卫生间,指着说,三毛最后就是从这儿走的。一时大家都十分伤感。

以这样的方式与三毛相逢显然让她姐姐非常激动。平时都是保姆做饭,那天是她为我亲自下厨,做了许多菜,又拿出各式各样的洋酒,说听说你爱喝酒,你看喜欢哪种,随便挑,让我十分感动。

不用说,喝着喝着我又唱了那首我重新谱曲的《三毛来了》,那感觉,好像三毛就在不远处谛听。

博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1)

这年头“成功”是个让人眼热的词儿,但也是个让人没法说的词儿。

没法说是因为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就说我们演出吧,同样被媒体说成是“成功”,有时是指场面大、规格高,有时是指票房好、观众反应火爆,有时嘛,也就是指平安无事,没砸台也没被砸台。

我有我的标准,也就有我所认可的成功。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与观众交流的程度、双方情感满足的程度。这其实也是音乐本身的标准,人和音乐同一的根。

从“出道”到现在,大大小小、国内国外、个人的和团队的,正规的和不那么正规的,我出演的场次已无以数计,但按照这一标准,真能称得上“成功”的并不多。假如再细分一下,给它们标上星级的话,那够得上四星的,包括92年在台湾的两场,也就五场左右吧;至于五星级的就更少,或许只有一场,在新疆博尔塔拉的那场。

从公共重要性的角度,那场演出是再普通不过了,普通到有点土气和寒伧的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给我造成的心灵震撼是那样的强烈和持久,以至最终滤尽岁月烟云,成为一种历久弥新、无可替代的记忆。

博尔塔拉是新疆的一个蒙古族自治州。那里的蒙古人对蒙古的热爱远远超过内蒙的蒙古人。越是远离故土,越是在文化心理上孤立无助,对故土和本民族的热爱、依恋就越深,这好像是一个规律。

那次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转道去的博尔塔拉,乘车整整一天。大概还有一百来公里吧,突然就刮起了沙尘暴,同时也看到了敖包,莽苍苍一片昏黄中洁白的敖包。那架势,一看就知道是专门为迎接我们搭的,真应了古诗中说的“相迎不道远,直到长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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