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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同样，在这一段时间内，笔者，以及笔者所服务的《21世纪经济报道》这张目前国内最优秀的财经报纸，在众多的同行中第一个发现了杨斌的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持久地关注、研究，以客观、真实、独立、专业的新闻视角进行了力求详尽的报道；而在数以百计的中外新闻媒体中，《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笔者本人，也是唯一的获得5次贴身采访杨斌的机会的媒体，期间所获得的第一手的资料，不仅成为当时最吸引眼球的新闻报道，也成为其他媒体报道杨斌的重要依据。　。　想看书来

而此刻，在“杨斌案”开庭的整整三天中，又有几使家中外媒体守候在法院的大门外。同样，也是唯一的机会，笔者得到了杨斌亲属的帮助，得以在庭审最关键的时刻——6月13日的下午，以“朋友”的身份旁听了庭审的整个过程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过程中，记者耗干了两支笔，记录文字达50页之多。

作为一名记者、一名新闻从业者，接近第一现场、接近第一采访对象和接近真相本身，永远是没有极限的追求，因此，笔者为能亲眼目睹并将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下来而深感荣幸。

当然，这样的记录和报道并不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的新闻。

杨斌从一个5岁就成为孤儿的穷孩子，到18岁参军的军人，再到加入荷兰籍的华人企业家，到38岁身价百亿的富豪，最后是所谓的“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政治人物，其间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虚构和欺骗？杨斌的穷困、奋斗、理想、欺骗、失落、罪罚，究竟是什么推动其一步步走向审判席？

——杨斌大起大落的40年，在转型期的中国，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人生咏叹调，更是考察一代人命运的标本。至少，在追求个人财富今天，杨斌的浮沉可以成为许多人的镜鉴。

仅仅从经济意义上考察：杨斌是如何掘得他的“第一桶金”的？为什么将资产集中在经济并不发达的重工业城市沈阳？为什么要以“农业高科技项目”的名义建设荷兰村；而又占用农业用地开发房地产？为何要伪造金融票证虚假上市？为何在企业规模达到百亿资产时依然要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家族式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乃至国际化的今天，在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经历仅仅20年的发展、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而又矛盾丛生的当今时代，杨斌及其企业同样具有典型性。

“我想谈谈我的成长经历，一个人的犯罪都是有过程的。。。。。。”在庭审现场，杨斌多次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请大家多关心和体谅他们。”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杨斌之罪，虽然不至于死，但是记录下他的罪与罚，与人与世，其价值至少不至于零。

同时，要说明的是，本书既然是新闻性质的文字，既然是采访和报道的综合产品，这里的记录将不可避免会是片面的、断裂的。杨斌的这三年，在从沉寂到喧嚣再到沉寂的过程中，因为事件爆发的急促和密集，因为信息的封闭和流言的散播，任何人都无从知晓每一个细节，因此，这样的记录只能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搜集材料，来辨别真伪。而记者对杨斌的追访，自然也只是每一个事件的片段，因此，本书记录的完整性也仅仅是其作为新闻的完整性。

因此，作为一名记者，笔者记录下的仅仅是自己所见闻的事实。

这不是传记，不是真相，不是全景。传记是文学和历史的事，真相永远都是追求中无法到达的终极，而所谓全景，将永远是有限视野中的自以为是。

而唯有尽量真实的记录，才是记者的天职。

1。两份不同的简历

2002年1月2日，香港媒体报道，著名的投资银行的分析员张化桥提前披露信息，即将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将发表封面文章，对欧亚农业（）的业绩及杨斌本人表示质疑。

张以“敢说话”著名，有内地“民企黑嘴”的绰号。中　移动、阳光卫视、超大农业、格林柯尔等香港股票的震荡都与其评论有关。张言论发表之后，欧亚农业一度暴跌35％。

1月3日，正在元旦假期中的记者飞赴沈阳，杨斌、欧亚农业财务总监阎闯详细解疑。杨斌扬言：“我们正在联合格林柯尔等企业，准备告张化桥！”

1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头条：《股价雪崩“黑马富豪”香港被狙击欧亚农业竟成“格林柯尔第二”？》当期配发社论：《谁在“做空”中国民企》

因为当时正是格林柯尔问题被曝光，香港股市掀起内地民企泡沫。几乎所有的“内地民企股”跌声一片。

杨斌的真实经历是怎样的？对比记者第一手拿到的两份杨斌的简历，细节的差异显示出杨斌经历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细节，成为外界考问杨斌商业真实性的疑点——

既然“黑马富豪”杨斌已经现身、走到了媒体和公众的视线之内，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时候人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杨斌的生平经历？

在2001年底之前，根据记者掌握的材料和杨斌自己的描述，杨斌的38岁以前的成长故事似乎可以这样写——

1963年出生在南京，5岁成为孤儿；

18岁进入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并留校任教；

24岁留学荷兰并加入荷兰国籍；

27岁在荷兰创办自己的公司，利用苏联解体前后的震荡在东欧从事服装、纺织品贸易，由此掘得两三千万美金的“第一桶金”；

31岁开始回国做生意、投资，创办了10多家公司，是中国农业温室、冷库以及国际花卉贸易的“教父”级人物。这一段时期，旗下从事花卉贸易的分支机构在国际上已经达到10多个；

35岁的时候，通过买壳“广华化纤”（）而在上海A上市，36岁的时候因为是外商、不能决定上市公司的发展方向而退出；

也是在35岁这一年，来到沈阳，决定开发建设“荷兰村”，于是逐步卖出其全国的多个子公司筹集资金；

38岁的时候，将旗下农业花卉项目打包，“欧亚农业”（）在香港上市，随后，《福布斯》将其评为“中国内地100富豪榜”的第二名。

如果要以艳羡的目光仰视这位光环笼罩下的“黑马富豪”，杨斌的这些经历，显然可以写一部一个苦孩子通过个人奋斗终于攀上财富颠峰的传奇；孤儿，参军，留学，勤工俭学，创业，第一桶金，农业报国，资本运作，黑马富豪……这些词汇也足以使得杨斌的传记充满阳光。

很惭愧，对杨斌进行第一次报道时，虽然记者极力提醒自己不要写成纯粹的吹捧文章，但是，由于可想而知的单纯和信息上的局限，记者的文章的基调也不可避免地被上述词汇定性为“正面报道”。

其实，对于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分歧，是可以用一个词才消解的，这个词就是，报道是不是“客观”。任何记者报道一个事件或人物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透明程度、资源丰富程度和个人修养水平的限制，因此，记者是否忠于自己所见闻的事实、忠于采访对象所提供的信息，就成为报道是否客观的关键。好在，在上述报道中，在外界对杨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记者至少没有溢美、虚夸或扭曲自己当时所获得的资料。

或者，这现代版的“雾都孤儿”的故事，也正是杨斌对自己公众形象的刻意塑造。不妨引用一下10月25日那天杨斌向记者提供的题为《赤子情怀——记沈阳荷兰村创造人杨斌》的那篇文章的开头一段——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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