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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根据事后披露的消息，杨斌做出这起“意外的事情”的转折点，正是2002年初“张化桥事件”前后——就在国内的欺骗开始被察觉之时，杨斌开始把目光瞄向了朝鲜政府：2002年初，杨斌以“荷兰欧亚集团”的名义与朝鲜合资创办了一个“平壤——欧亚合营会社”，这个会社的主要项目是在平壤金日成纪念堂不远处的一块农业示范基地，一期是公顷的玻璃温室，由朝鲜动员上万官兵参与施工。

之后，杨斌是如此解释其接近金正日的经过的：2001年，杨斌在上海参加高科技农业博览会，金正日看到了其玻璃温室等经典的荷兰农业项目，并对此大感兴趣；于是，金回国后召见杨斌，由此开始了杨斌的朝鲜之旅。

而具体的细节除了上述的金矿、公顷温室、港口等产业以外，还有消息说，杨斌去朝鲜参观后，看到朝鲜儿童的穷苦，感怀自己的身世，立即拿出上亿人民币的捐款；而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杨斌为协助朝鲜的农业改革，自己总共无偿援助高达2000多万美元”。

2003年1月份以后，杨斌过去的新闻发言人对《21世纪环球报道》的记者透露了杨斌取得特首职位的更详细的内情：当初，特首一职竞争相当激烈，甚至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儿子也参与其中。最后杨斌以这样一份协议打动了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推进委员会：朝鲜政府给特区完全政策，特区开发不要朝鲜政府一分钱。因为，在新义州的开发中，青少年义务教育、医疗保险、革命圣地都要靠地区自己解决，而且特区政府也必须承担全部的移民费用，加上全部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培养等等，特区建设启的动资金需要1000亿美元，5年内将高达8000亿。

而杨斌对于其得以任命为特首的原因只是这样描述：“一年多来，我把一种非常朴实的感情带到了朝鲜，我把我的农业技术都献给了他们。我无私的帮助得到了朝鲜人民的信任。”

而也就是在2002年1月到9月之间，杨斌频繁与朝鲜接触，6月底还亲自陪同从澳大利亚、荷兰等国邀请的农业专家、农场主、葡萄庄园主等同赴平壤实地考察，商谈投资建立葡萄园、酒厂、奶牛厂等事宜。

而7月初的这次所谓“出逃”，实际是杨斌为开辟特区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也就是恰恰在此时，杨斌在香港上市公司的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国际金融报》所指的那位“神秘男子”，则乘机报料，引出“杨斌出逃”的风波。

对于这一点，记得杨斌在7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有所交代。“我们公司历史上开除的人很多，那个人是被我们开除的，所以就借我出国造谣。”

2002年9月23日，故事终于到了高潮。

当天，从朝鲜首都平壤传出消息，杨斌正式被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日钦点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特区——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当天，杨斌在平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他已经宣誓就职。这为在国内已经搅起滔天大浪的“黑马富豪”，突然成为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的特首，而且还透露“我是金正日的养子”，这样的故事，立即被媒体视为“惊世传奇”。

平壤的新闻发布会还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

在新义州这个面积与香港差不多大小的特区内，杨斌要建立起朝鲜目前惟一一个自由的经济小区域。他将完全从零开始动手，首先会从朝鲜与中国相连的13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迁移超过50万人口；

新义州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借鉴欧美法律制度建立全新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有国家的人都在新义州享受到同等权利；

杨斌证实，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授权，除了外交、军事、国防以外，别的权力都归新义州，包括终审权和解释基本法的权力。

无论是考虑朝鲜的国情，还是对比杨斌当时的处境，这样的消息都具有爆炸性意义。

2。记者“以退为进”

获知消息的《21世纪经济报道》第四次派出记者，而为了能参加9月27日在荷兰村举行的记者会，记者向甚至采取了“贿赂”手段，送给老朋友边守捷一箱从广州带到沈阳的荔枝——

《21世纪经济报道》自然也是在9月23日第一时间获得了信息。当天是星期一。

编辑部的第一反应是自然是必须“跟进”这条新闻。但是，前文已经交代过，记者本人当时已经调回广州，报社考虑成本因素，计划让北京新闻中心的资深记者王玉虎从北京前往沈阳出差。

于是，记者将荷兰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王玉虎。结果，当天下午，王玉虎“气急败坏”地将电话打回了广州：他们说，你们那个王玉德净给我们惹麻烦，你让他自己来！

荷兰村方面所讲的“惹麻烦”是指：从“张化桥事件”到“杨斌出逃”，记者所做的都是负面报道。

尽管记者对自己报道的客观性从不怀疑，但是，有哪一家公司不希望媒体只报道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呢？尤其是前两次采访，正是杨斌焦头烂额的时候，记者一路追访，将《股价雪崩“黑马富豪”香港遭狙击　欧亚农业竟成“格林柯尔第二”？》和《“杨斌逃跑事件”独家调查》这样的题目发表在第一版，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企业怎能不生气？

实际上，记者5次追访杨斌的过程中，都是硬着头皮上路的：首先，要先修复与采访对象破裂的感情；接下来，要再次用犀利的报道风格伤害彼此的感情。

在维护采访资源与坚持客观报道之间，记者将永远处于尴尬的境地。

以《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新锐的媒体而言，为企业故意说好话或者说替企业掩饰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这样，这就意味着记者要以最独特的手段拿到“猛料”；而拿到独家的内幕之后，以本报犀利的风格，是决不可能向采访对象妥协的，这样就势必会引起对方的不快乃至仇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保持与采访对象的关系？

毕竟，绝大多数新闻是有连续性的；而伤害了采访对象，绝大多数情况意味着本次采访就要成为“一锤子买卖”。二者的矛盾怎么处理？

如今，这样的难题就摆在记者面前。记者的第一反应是：边守捷不能先通气了；杨斌也未必会继续给面子。那么，找谁获取信息？

有这样一个背景需要交代。在采访“杨斌出逃事件”时，记者与当时荷兰村负责新闻宣传的杨枫交上了朋友。出于关怀，记者当时曾经提示杨枫：看来杨斌真的是很危险啊，你也应该早作打算；而当时一心想靠杨斌来投资拍电影的杨枫，也正在为资金的迟迟不能到位而苦恼。

想不到，记者的“好心”断了自己一条路。10月23日，记者再次联系杨枫的时候，他已经辞职离开了荷兰村。

那么，还有谁可以联系？

好在记者在荷兰村“根基”不浅，除了杨斌与主管新闻的边守捷、以及已经走掉的杨枫，记者想到了关山——这位跟随在杨斌身边做幕僚的老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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