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强调严肃真实的历史,根本就不搭调,所以那些所谓的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也不过就是后人伪托所作的罢了。
只要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辨识能力的人,恐怕都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民间谶语和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
不过考虑到这是太史公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似乎这一切也就都变得不是那么奇怪了呢。
毕竟连力量超人的神秘大力士和人龙混血儿都已经出现了,更有单人步战斩杀数百名精锐骑兵的绝世猛人。
再多出来几个荒诞不经的民间谶语,以及可以预知未来、帮助别人实现长生不老的神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而就是留侯张良,这样一个刚刚才密谋刺杀过秦始皇嬴政的幕后主使,却依然还有余力去包庇刚刚犯下了杀人罪的项伯。
由此也可见,秦始皇嬴政对于秦国地方上的控制力,到底是有多么的不足了,地方上对于秦始皇嬴政。
说是阳奉阴违、置若罔闻都不差分毫了,实实在在地表演了一下,什么叫做封建统治时期的皇权不下乡。
明明秦始皇嬴政都已经被人给行刺了,下令全国来通缉刺杀秦始皇嬴政的刺客,却完全都抓不到留侯张良任何的蛛丝马迹。
而且这种事情,也并不是只有秦朝才有的孤例,像是后世之中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就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党锢之祸’发生在东汉王朝末年,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的统治时期,当时的士大夫和贵族等阶级。
对宦官乱政的现象十分的不满,就与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发生了党争,这个事件也因为宦官集团以“党人”的罪名。
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总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但是这两次‘党锢之祸’最后都是以反宦官集团。
也就是士大夫和贵族等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反对宦官的士大夫集团,也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
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们,也大都多同情士大夫和贵族等阶级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及到了汉朝的根本。
为日后的黄巾之乱和东汉王朝的最终灭亡,提前埋下了一个伏笔,而也就是在‘党锢之祸’中。
那些在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了的士大夫和贵族们,虽然没有成功地扳倒宦官集团,但是他们每个人本身就很有声望。
是士人当中的领袖级人物,连当时朝中的那些大臣们,自公卿以下,都要畏惧被他们这些士人领袖的指责贬损。
甚至还要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们这些所谓的士人领袖才行,否则就要遭到这些所谓士人领袖们的批评。
等到这些士人领袖们和贵族阶级一起,向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开战之后,这些士人领袖们的声望就更加的高了。
以至于到了后来,虽然这些党人们,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失败了,并且还遭受到了宦官集团的通缉和追杀。
但是东汉王朝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普遍都是非常的同情这些党人们,甚至愿意冒着被东汉王朝的官府抄家灭门的风险。
去包庇和收留这些党人们以及党人的亲属,无论这些党人们走到了哪里,都一定会受到当地世家大族的热情接待。
由此也可见,当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团结起来的时候,哪怕是面对着皇帝下达的命令,他们也完全是可听可不听的。
只要不是公开揭竿而起的造反,就算是面对皇帝下达的命令阳奉阴违了一下,皇帝也多半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毕竟哪怕是贵为皇帝,在施政治理地方的时候,其实也还是要依仗这些地方上世家大族的配合。
这就是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底气之所在,而当初的东吴大帝孙权,在武陵从事樊胄联合五溪蛮夷发动叛乱的时候。
以当时东吴政权的军事体量来说,恐怕随便选择一名东吴政权之中的大将,再带上一支还算精锐的军队。
就完全可以轻松地剿灭武陵从事樊胄,联合五溪蛮夷发动的叛乱了,毕竟这种小规模的叛乱,对于偌大的东吴政权来说。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疥癣之疾罢了,完全就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东吴政权有那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
东吴大帝孙权随便派遣哪一位将军前去,还能够平定不了区区一个武陵从事樊胄联合五溪蛮夷发动的叛乱啊。
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是无论如何应该也轮不到他潘濬,一个刚刚才从蜀汉政权,投降到了他们东吴政权这边的文官。
去负责这样的一个平叛任务的,否则东吴政权那么多骁勇善战的将军们,岂不是都成了一个摆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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