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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生活（第1页）

——谈话记录之二

晚上七点半。外头是倾盆大雨。

在耕莘文教院的讲堂里，原只安排两百个的座位，却挤了不下六百人，大门口是怎么都挤不进去了。文教院的陆达诚神父陪着主讲人三毛女士在前头领路，嘴里一迭声嚷着：“对不起，请让路！请让路！”

三毛依然长发披肩，黑色的套头毛衣下是件米色长裙，脸上有着淡淡的妆，素净中更透着几分灵秀。瞧着讲堂中拥挤的情况，三毛紧张了，直问人：“我要不要带卫生纸上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怕我自己会先‘下雨’。”三毛是担心面对这么多人演讲时，说着说着会控制不了情绪而流泪，她却说成“自己先下雨”，倒教旁人先笑开了。

站在讲台上，三毛用一贯低低柔缓的声调，对满堂或坐、或站、或席地的朋友说：“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尤其今晚外头的雨这么大。”然后三毛就开始演说今晚的讲题：我的写作生活。

下雨天看到这么多朋友真好各位朋友：

很抱歉今天晚了一刻钟才开始，我是很守时的人，刚刚我一直在等陆神父来带我。

最近我的日子过得很糊涂，一直记不清是哪一天要演讲，直到前天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后天在耕莘文教院见。我吓了一跳，不过，我那时想，没关系，大概只有二十个人。

可以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又在下雨，听说这一阵台北不是雨季，可是我回来以后，发觉总是在下雨。我以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朋友来，看见你们，我很怕，一直想逃走。

希望我的话对各位不会有不好的影响过去我教过书，常上讲台，但教书的时候有课本，现在跟各位说话没有课本，我担心今天随口所说的，对各位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特别要提出一位年轻读者的来信，做为今天这个谈话的开始。刚回台湾时，我收到一位高中女生的来信，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这位读者说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升学压力太重而想自杀，在那个时候，她看了我的书，因而有了改变，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改变，可是她一直说是我的书救了她。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笨”，因为，任何一本我的书都救不了你，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别人不能救你的。她说她现在已是高中生了，而最近我丈夫的去世，她说她觉得人生还是假的，她还是要死。我收到这封信好几个月了，一直不知怎么回信，可是我很挂念这位朋友，因为她的信写得很真诚。希望她还是把我忘记吧，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在场，或是有她的朋友，请转告她，信收到了，并请她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别人的遭遇毕竟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从未立志做作家，倒曾下过决心要当画家的妻子今天的讲题是“我的写作生活”，我实在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把我当作家看，这种改变，使我很不习惯，而且觉得当不起。作家应该是很有学问或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呢，做了六年的家庭主妇，不曾是专业作家，以后也不会是。

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说就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有没有对象呢？”他们会问，我说：“有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西班牙画家毕卡索！”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美术。以后，写作文的时候，我总说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妻子，并没有说自己要成为艺术家。我的功课不行，数学考零分，唯一能做得好的只有国文，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捉刀”的小时候，数学成绩很不好，常常考零分，有一次考得最高分是五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应该也是零分才对。我的作文好，小学五年级时参加演讲的演讲稿是自己写的，每次壁报上一定有我的作品，我的家庭很幸福，可是有一次，我把老师感动得流泪了，因为我告诉他我是孤儿，还写了大约有五千字的《苦儿流浪记》。

进了初中以后，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写的。因为他们写不出来，我就说拿来拿来，我替你写。后来，又学写唐诗，在作文本上写了十几首。我发觉自己虽然别的事做不好，但还可以动笔，这是一条投机取巧的路。

初二时，不喜欢学校生活，离开学校自己念书。到了大学，我跟许多高中毕业的同学一起念哲学系，发现我的国文比不上他们，大一的国文考试，《春秋》是什么时候，谁写的作品之类的题目，我都不晓得，所以国文就不及格了。后来我去找老师，我说：“老师，我是少年失学，不知道《春秋》是什么时代修的，我觉得这是文学史的问题。”老师说：“你应该晓得的呀！”我说：“对！我知道的也是国文类的，可是并不是这一类的。”后来他说：“那你要补考罗。”我说：“补考还是不会及格的，只有一个方法，我可不可以补给你六篇作文。”他问我要写多少字，我说随我写吧。

瞎编的故事竟把老师感动哭了后来，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童年生活，从我的祖父开始讲起，中间还有恋爱故事，其中我伯父并没有恋爱，是我编的。

老师要求我用毛笔写，我写不来，就用签字笔写成毛笔字的味道。这篇写得非常好，故事有真有假，还有情节，老师看了，把我叫过去，说：“你是我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你写的关于上一代的事，都是真的吗？”我就说：“真假你还是别管吧，这篇作品你还喜欢吗？”他说：“老师看了很感动，一夜没有睡觉，老师都流泪了。”

我很幸运，打小学到现在投稿没被退过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自己从小做什么事都不对劲，不顺利，最顺利的事就是写文章，因此，在大学里我就开始写文章，但也不是很勤的。我有一个很光荣的纪录是从小学开始投稿，到现在还没有被退过稿。

我的青少年时代出了一本书《雨季不再来》，这本书是被强迫出版的，因为如果我不出书，别人也可以把那些文章辑成一个集子出书，而我连版税都拿不到。其实那些东西都很不成熟，都不应该发表，是我在二十二岁以前发表的文章，文字非常生涩，感情非常空灵，我不喜欢空灵这两个字，但那是那个时期我写时所不能伪装的一些感情，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写作在我生活中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它是蛋糕上面的樱桃然后，我离开台湾到西班牙去，生活的改变以及其他一些事，使我停笔了。有位朋友每回写信总说，你不写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你才刚刚开始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正在改变中，这时候不想写东西，免得将来后悔。这位朋友是个编辑，他说，好的，我等你，我要等你几个月呢？我说：你慢慢的等。这一等，等了十年。

有一天，我坐在沙漠的家里，发觉我又可以写作了。所以，我觉得等待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要太急。现在又有朋友在问我：三毛，你又不写了，要多久才会再写呢？我说，你别急，等我。他说：要等多久呢？我说：大概要另外一个十年。他一听，马上说：那不是等死了吗？我说：这究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硬逼着我写，反而写不好，而十年以后，我也许又是另一个面目出现了。

我认为写作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问我：你可知道你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人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一直是在国外。他又问：你在乎名吗？我回答说，好像不痛也不痒，没有感觉。他就又问我，你的书畅销，你幸福吗？我说，我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福，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又有别人问我，写作在你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吗？我说：它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他又问：如果以切蛋糕的比例来看，写作占多少呢？我说：就是蛋糕上面的樱桃嘛！

生活比写作重要；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也许，各位会认为写作是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很真诚的说一句：人生有太多值得追求的事了，固然写出一本好书也可以留给后世很多好的影响。至于我自己的书呢，那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考验。我的文字很浅，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一直看到老先生，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这绝对是两回事。

有一年，我正在恋爱，跟我的荷西走在马德里的一个大公园，清早六点半，那时我替《实业世界》写稿，那天已到交稿的最后一天了，我烦得不得了。我对荷西说：明天不跟你见面了，因为我一定要交稿了。荷西说：这样好了，明天清早我再带你来公园走，走到后来，你的文章就会出来了。我继续跟他在公园里走，可是脑子一直在想文章的事，这时，看到公园的园丁，在冬天那么冷的清早，爬到好高的树上锯树。我看了锯树的人，就对荷西说：他们好可怜，这么冷，还要待在树上。荷西却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那些被关在方盒子里办公，对着数目字的人，才是天下最可怜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一定要做那树上的人，不做那银行上班的人。听了荷西的这番话，我回家就写了封信给杂志编辑说，对不起，下个月的专栏要开天窗了，我不写了。

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所以我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远甚于写作，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别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游戏人生呢？我要说：我是游戏人生。来到这个世界本就是来玩的，孔子就说“游于艺”，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意义，用最白话的字来说就是玩。我说的玩不是舞厅的玩，也不是玩电动玩具的玩，或者抽大麻的那种，不是，我的人生一定要玩得痛快才走，当然走不走不在我，但起码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任何事一定要觉得好玩地才去做，绝不会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而勉强自己。我说这话是非常紧张的，这句话说出来很不好，但这只是对我自己，不是对别人，而且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丈夫是一种，做妻子也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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