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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第1页）

一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马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一位小说家获得如此殊荣，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虽说常常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并列，但人们似乎更喜欢把他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在这方面人类的天性中确有一种固执的可笑之处：是塞尚伟大，还是梵高更了不起，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如果不让他们见个高低，分个胜负，决个雌雄，似乎颇不甘心。

敏感而自尊的普鲁斯特就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见《驳圣伯夫》）。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令人不愉快、装模作样、充满可笑之处，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与普鲁斯特持相同看法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的自负是出了名的，屠格涅夫、莫泊桑之流也许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自称与巴尔扎克打了个平手，但对于托尔斯泰伯爵，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较量。

说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轻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正常，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明威与威廉·福克纳之间就很不太平。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捆在一起，并最终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镜子，是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有意无意造成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闪耀，大师层出不穷。但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位对后代的文学（小说）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家，此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举世公认，加缪、卡夫卡、贝尔纳诺斯皆可以看成是陀氏的传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承认，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日后的写作是一大发现。而在《罪与罚》与《审判》、《城堡》之间，似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内在的联系。即使像果戈理、契诃夫一类的作家对俄国、西方乃至美洲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要在西方找到一位托尔斯泰的真正门徒则绝非易事。

记得在大学读外国文学，有关两人的高下优劣，几乎是换一个教师就会换一种说法。这与教师个人的趣味不无关系。喜欢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大都比较推重托尔斯泰；而喜欢现代派和所谓心理小说的先生则更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每隔五六年，风尚即为之一变，而两人的排序也随之沉浮。最近来了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她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当我提起托尔斯泰的大名，她立即面露不屑之色，她说，在美国，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我不知道她说的“过时”从何谈起，就立即讨教，不料她也说不清楚，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故，该生却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有人说，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通常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中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风格”或“技巧”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一般来说，那些叙事风格、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家，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恐怕多半要失望，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像反类狗也。胡适有句名言，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自古以来，开风气者必为师，似乎也是一条定律。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们的意思。像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刻下了标高，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至多也是“养养气”而已。我们一般会说，《老人与海》、《白鲸》有一点荷马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麦尔维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因此，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但就这一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他的身影始终未被托尔斯泰遮住），他的惟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另辟蹊径。

拉罗什福科曾说，一个十分杰出的功绩的标志是：那些最嫉妒它的人也不得不赞扬它。在俄国或苏联，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人一致颂扬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更是把列夫·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这一观点经过匈牙利的卢卡契发扬光大，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支持十月革命，而且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和马前卒。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冷落和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却岿然不动。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犹如一个神，似乎只有音乐界的柴可夫斯基可以与之媲美。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固然优秀，但他们的名字在成为象征之后，欣赏就成了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必须之举”。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曾不无讥讽地描写过莫斯科的傍晚：随着黑夜的降临，家家户户的窗户中都亮起了灯，一阵悠扬的乐曲飘出窗外，你不用去打听那是什么曲子，因为它必然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真是一场灾难。列夫·托尔斯泰在苏联的情形常让我想起鲁迅。坦率地说，在“五四”那帮作家中，我对鲁迅的喜爱，相信无人能出其右，但如今我听到鲁迅这个名字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厌烦。它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翻开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总有两位作家是不可替换的，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

高尔基曾把托尔斯泰称为“小神”，我想他这样说的动机是纯真的。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出于匠人之间本能的崇拜。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譬如诗人在古埃及的文献中，是属于人神之间的那么一个角色，有点类似于信使），托尔斯泰本人的宗教热忱也让人望而生畏。有人说他本质上不信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称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分子。别的不说，当列夫·托尔斯泰随口说出“天国就在你们心中”这样一类的话时，无意间已多少带有一点耶稣的口吻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这里也是随便说说，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百万字以上的小说，其中大部分都堪称杰作，但托尔斯泰本人似乎对第一流小说家的荣誉并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驱使他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再加上他那野牛一般的体力和过人的精力，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因此，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在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列夫·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阅读效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福楼拜也好，托马斯·曼也好，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分，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其实，以列夫·托尔斯泰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他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说明整个写作活动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反过来说，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是一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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