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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弗洛伊德说：“人生就像弈棋，　一步失误，　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不知道黄光裕的人生棋局行至中盘，会最终陷入僵局，还是会绝路逢生？2009年，黄光裕个人命运的波折起伏，将一直是本年度中国社会最为关注的事件之一。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黄光裕以及和黄光裕一样天生携带原罪的富豪们？笔者的主张是：属于原罪的，不妨交给历史混混沌沌地稀释掉罢了；属于现罪的，那就一定要交给法院清清楚楚地审查。

我们同时欣喜地看到，国美电器在全新的职业经理人团队领导下，正在稳健地度过危机。通过此事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抑或公众，都对富豪落马事件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姿态。与以往众多企业创始人与其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景相比，大家开始懂得把黄光裕和其创办的国美电器进行及时和果断地切割，这对社会、政府、员工、合作伙伴和消费者而言，无疑都是一种最为理智的选择。

本书详细地披露了黄光裕及其家族长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从1969年到2009年，对于正好步入不惑之龄的黄光裕而言，在这14600个日夜中，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每一次宏大的事件、每一次细微的脉动、每一次兴奋的呼叫、每一次沉重的叹息，都在他个人的生命中烙下了或重或轻的痕迹。这是一段既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某个个体的互相交融的成长片断。

但笔者的思维并不愿意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或这个家族身上，他们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极富代表性的个案罢了。通过对黄氏家族成长过程的剖析，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社会和商业界几十年的发展和变迁历程，其中既有惊喜、也有困惑、还有沮丧。但这些都是难得的经验和财富。

和历史相伴而行的某个个体，可能会因为不慎或意外停下脚步，但这也阻止不了社会的继续奔涌向前。或许，对于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而言，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最为无奈也最为理智的选择。

在京剧《红鬃烈马？武家坡》中有这样一句唱词：“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灯光趋暗、锣鼓渐稀，个人闹剧或悲剧的黯然谢幕，也许会开启一场属于整个社会的更为宏大光明的正剧或喜剧。

但愿如此！

张小平

2009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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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黄光裕案　还潜伏着多少“黑天鹅”？

2008年，中国引进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黑天鹅》，作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黑天鹅”用来指不可能出现的事物却突然横空出世，且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像“9？11”事件、美国次级贷危机、汶川大地震等等。

黄光裕万没想到，那只倒霉的“黑天鹅”已悄然游弋到他身边，那就是11月17日，他突然遭至公安机关的拘查。极为巧合的是，　2005年4月，黄光裕收购的第一家企业，名字就叫“黑天鹅”（哈尔滨黑天鹅家电实业经销有限公司）。还难道是冥冥之中上天的一种警示？

而2008年11月17日黄光裕被拘查，有如踩爆了一串连环雷，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噼噼啪啪炸响不停，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官场地震：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在一片风声鹤唳中，曾经“潜伏”的涉案官员与掮客逐渐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

2009年6月8日，又一声巨响——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正式接受调查，而他的问题也可能与黄光裕案有关。

黄光裕案涉及的官员已经由副部级陡然上升到正部级，已经曝光的涉案人数已经达到十数位，但此案本身却一直扑朔迷离、阴晴未定。由黄光裕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已经超乎黄光裕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

在2009年这个喧嚣的春天，一部叫《潜伏》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而在黄光裕案的背后，究竟还潜伏着多少“黑天鹅”呢？这些“黑天鹅”又是从哪里游弋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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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黑天鹅”的老巢

如果追寻这只“黑天鹅”的老巢，应该是筑在黄光裕创业期间那片混沌无序的草莽之间。

在秩序和法规尚未健全的地方，无疑类似于一片丛林地带，处于江湖之远的民营企业家，更多秉持的是一种丛林法则。

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光裕出身的潮汕地区，生存条件十分艰苦，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光裕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黄光裕的妹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黄家请人吃饭常常临时借米赊菜……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光裕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很容易将走投无路的狂妄少年赶上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长大的黄光裕，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新秩序的构建还遥遥无期，旧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上，盲撞地寻找着生命的突破口。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前赴后继地撞倒法律或政策的樊篱。

韩国学者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51：5）。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在时代的风浪中，黄光裕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与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不停地在他的人生中交替上演，使他成为人格严重异化的两面体。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民营企业家有过生动的刻画：“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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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罪的丛林越走越远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后，冯仑意识到，“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而“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而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柳传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为被查出有逃避税收的行为，被罚款30万元；1990年，因为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以逃避整机税，差点面临牢狱之灾，最后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

在创业早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它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这样，公司形成了一种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

牟其中则是一个与王石几乎完全相反性格的人，比如说粗暴、冒险、不切实际、胆大妄为、江湖习气浓重。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一样的人，他们秉持“丛林法则”，在商界称雄一时，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作，形象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在面对原罪时犹豫与徘徊。就在柳传志、王石、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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