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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弭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无数百姓的尸体上建立了政权。恶贯满盈而惧怕后人追究，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藏书案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延续到1905年《苏报》案，还不算完。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4）

清朝对思想言论者的*，是典型的制度性的*。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恶名昭彰，实则清朝文字狱其残酷性远过之。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秦朝也甚短命；而清朝在二百六十多年中仅大型文字狱就制造了一百多起，直接残杀数万人，仅庄廷珑一案，就有数百人遭株连。

清朝的文字狱，加剧了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极大地毁伤了社会的活力，造成了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愚昧、大停滞乃至大倒退，直接引发了绵延至近现代的百年屈辱、苦难。

明朝的知识分子，结盟立社，他们的势力往往足以制约官吏，所以明朝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威势和声望，明末的知识分子在东南一带经过数十年才逐渐平定，清朝统治方法一方面用吏治来诱惑，一方面恐吓杀害，智识者逐渐退尽明朝的嚣张气概。清朝建立卧碑来压制知识分子，里面规定学者、儒生不能轻易介入官司，军队或民间一切事物不许儒生上书陈言，否则逮捕治罪；儒生不许纠集党人立门结社，不许干涉、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自行刊刻，违者提官治罪……清廷为所欲为，而智识者生存空间愈狭，一般的无知小民更不敢官方理论了。

所以清廷摧残知识分子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没想到最后灭亡在知识分子手里面。

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外族来侵略，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迁怒于老百姓，放肆杀戮，可百姓并未得罪他们。今有人以当下眼光视往事，他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样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煞有介事以为前人抗清错误。难倒应该引颈受戮吗？须知，他们是杀戮来的，是窃掠来的，是*来的，是蹂躏来的，是持刀挥鞭来的……不是送压缩饼干，也不是送美国罐头，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来的……他们所依赖为统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枪炮。

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又将他批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担当，等到左公被魏忠贤构陷下狱，备受酷刑，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脱尽，史可法去探望他，呜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烂之国事晓谕，力促其离开。史可法后来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载。可窥史可法的精神资源之所由来，他的良知以及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

史、瞿、郑这几位梁柱，国难当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并非尽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实在也是对深重民瘼、人间疾苦，念兹在兹，而作悲壮的一搏。制度决定人的命运，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坏制度背黑锅。

顾诚先生乃做学问的典范，他著《南明史》，看了一千余种相关资料，有的相当偏僻。端的是皓首穷经，令犄角旮旯资料无遗类，即资深同行专家也极为赞佩。这本来是他所独有别人略无的巨大优长。但其问题在于，一者综合辨别能力稍逊，不能以调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运用资料阐明观点时严重走偏，令其价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强势未能转化为优势，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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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恶内外

关于贤与不肖，司马迁很早发出深深的叹惋，他说：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他在这篇《日者列传》中，不仅感慨贤与不肖的颠倒，而且还对世人认识的偏差深感忧虑，因为“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82页）

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申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楚辞》谓“群小流言飞文”，群小，即陈寅恪文中“不肖者巧者”；又《鹤林玉露》卷九论末世风俗，谓“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亦此意，极精辟。曾国藩尝叹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王逸注《楚辞·九叹》亦谓“言小人进在显位，贪佞升为公卿者也”。

真是凤凰远潜，而鸡鹜满堂。粪壤充帷，申椒不芳。

在恶劣的世态中，贤者、拙者、贤士、贱者、忠愤耿耿者——这类人，也即世间良善，往往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在生存急剧摩擦竞争中束手无策，而不肖者、巧者、谄人、群小、贪婪者，这些人——也即人中畜兽，却往往弹冠相庆，无恶不作，藐视一切基本游戏规则而如鱼得水。

从古贤者到陈寅恪先生，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无端消磨扼腕以叹，俱对此人间痼疾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至储安平先生，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极顶，他有多篇文章伸发这种感喟，真是哀鸣声绝，而继之以血。他认为一手遮天的一元体制，大大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那种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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