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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虚度人生。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他是一个带头吃螃蟹的勇者。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隐去。极目远望，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男知青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法阻止运动，但是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男知青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华侨的。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像石头砸进水里，让人猝不及防。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对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战士们唱着歌，枪刺如林，战马嘶鸣，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年代复活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猎猎红旗和战士扛枪的剪影像匕首一样刺进他们的眼球。

他们决定走进银幕的故事里去。

2000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众。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3。战争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云南边疆当知青。

我们刚下乡时农场不称农场，全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我们下乡的边疆地区俗称“外五县”，即与外国接壤的五个县，国境对面就是世界闻名的金三角。我们听说对面形势很复杂，既有敌军占领区，也有山官土司封建奴隶主的世袭领地；有贩毒武装和国民党残军活动出没，也有红色游击队活跃其间。不久我们果真看见“扁哒兵”在界碑对面巡逻，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看见这支扁哒兵真的很像一群反动派，他们穿一种好像从酱缸里捞起来的土黄颜色军装，腰间扎一条花格呢裙子（笼裾），穿着拖鞋，在国境对面松松垮垮地走过。天底下哪有这样乱七八糟的军队？简直是奇装异服，因此受到我们知青大肆嘲笑。

边疆是一个广阔天地，广阔就是没有界限，风儿自由往来，因此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有关游击队的传说。我们听说游击队装备精良，头戴红五星，军服跟解放军几乎一样（这正是我们心目中革命军队的形象），神出鬼没，到处打胜仗。游击队里还有许多男女知青，他们英姿飒爽，活跃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本来传说只是传说，给我们枯燥的知青生活增添一点新鲜感，然而不久对面发生一场战争，这场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改变了许多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的人生命运。

与我国领土畹町仅一河之隔的那座小城，是边境口岸和军事要塞，驻扎许多“扁哒兵”。我们下乡不久那个旱季，游击队忽然大举围攻，隆隆炮声彻夜不息震动大地。

枪炮声立即吸引了所有的边疆知青。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演习。一时间知青闻风而动，连数百里外的知青都赶来了，畹町镇人头攒动，像过盛大节日。时有子弹炮弹飞过界河来，但是人们不为危险所动，要知道这不是坐在看台上看球，而是观摩一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年轻观众如痴如醉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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