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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没有视觉帮助，就算是目不转睛，想要确定两艘飞船的距离、接近速度，以及最后的相遇，是绝不可能的。瓦西里感觉到前进号正与“和平”号接近，于是离开控制位置，飞到8英尺以外的窗口，想与萨沙一起观察。透过在空间站地板上的这扇窗，瓦西里拼命想要确定正在靠近的前进号的位置。结果，他看见一艘飞船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和平”号，且看上去要与我们正面撞击。瓦西里飞回控制台，在信息输入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假想，冒险地启动了前进号的刹车推进器。

惟一能使瓦西里确定自己做得正确与否的方法是呼叫萨沙。他询问萨沙，前进号对他的最后举动有什么反应。对萨沙而言，正确描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一个三维空间里，没有相对的参考点来计算物体接近时的速度，描述一个光速飞行的物体，不是一项能即兴完成的工作。没有参照点，“右”、“左”、“上”或“下”都失去了意义。

结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瓦西里被迫在控制台与萨沙所在的窗口之间来回移动，亲自观察前进号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一瞥所见，瓦西里必须迅速地估计他输入数据之后推进器会有什么反应，然后计划下一步行动。紧接着他得飞回控制台，发挥急智，再次点燃推进器。没有持续的视觉信息反馈，瓦西里不得不在窗口与控制台之间飞来飞去——处境真是可怕。

灾难过去了，瓦西里大汗淋漓，全然不像早上活泼有力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似乎随时都会崩溃。我们怀疑地摇着头，当我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安静。在感谢上帝让我们活下来，并回想当时自己所处的糟到极点的环境之后，瓦西里变得暴跳如雷。

“想让我怎么做？”他咆哮着，“我在录像监视器上什么也没看到！它接近我们时速度太快了。我阻止不了它！它没有撞上我们，我们真是万幸！”他大叫着，狂乱地挥舞着手臂，这些都可以理解。他看着我，我感觉到他需要一些安慰，或者他在寻找的，正是我对他的信任？我安慰他，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处境，并不是他的错。尽管我不能完全确信事情始末如他所说，我还是感激他不让飞船撞上空间站。

当我们接通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时，瓦西里再也克制不住了。他脖子上的血管突起，几乎快炸裂了，他将一切都发泄在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身上。在通话的7分钟内，他一直在咆哮。

他的激动无可非议，抛掉了外交上的废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自己对前进号对接这种念头的看法。他反复质问至少有12遍，几乎带有恳求地面的口吻：“你们究竟想要我怎么做？”“谁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使飞船对接？”地面上的主管者们明智地保持沉默，让瓦西里做任何心理学家都提倡的一个被隔离、且刚刚经历一次致命的灾难的人应该做的事：发泄。

在无线电通话结束之后，我体谅地倾听他的不满。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并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持身心平衡。发泄无可非议，但危险的是，瓦西里快承受不住了。共同挤在这个狭窄且故障重重的空间站里，任何一个人垮掉，我们都承受不起。

我开始不仅仅是倾听，而是摆出了医生的样子。在外界的观察者看来，这个过程有点像心理治疗学家与病人之间的交流。我保持职业性的超然，因为我知道，尽管我心态很平稳，“和平”号空间站压力锅似的环境很可能会使每个人的神经紧张，包括我的在内。

在前进号几近撞击的事件之后，“和平”号上所有人都很少考虑让另一艘无用的、装满垃圾的货船在空间站对接。另一方面，瓦西里在心底仍是一个俄罗斯的战斗机飞行员，有着造就所有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个性特征：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强烈的自足感和被同辈认同的渴求。简言之，他具备恰当的要素，但是这些特征，尽管对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一个几个月困在空间站，听从一些远离危险地带中心的人发布命令的人来说，并不合适。

他的个性特征使他很难直接告诉地球上的人“我拒绝再以那样的方式让前进号对接”，尽管那是他深信不疑的。了解了这些，我建议或许我能帮助向美国宇航局驻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代表团发送一个信息。我将会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船员，对上一次的对接试验很不高兴，除非地球上的人仔细检查程序，想出有极大改进的对接方法，否则我们对将来再执行这样的对接，都会感到不安。

瓦西里和萨沙都同意这个方法。考虑到瓦西里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作为一名船上内科医生兼朋友的角色，这个办法很有帮助。我能保护瓦西里不受由内部心理紊乱造成的额外压力的伤害，而对这种紊乱，他已经抗争许久。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船上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多的对接程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是不是初始轨道动力太大？是不是前进号向我们冲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启动刹车推进器，也不可能阻止其运动，及时让飞船停下来？为什么我们在监视器上看到的只是静电小点；是前进号上的照相机出故障了，还是给我们中转信号的无线电发报机坏了，或是监视器本身的毛病？我们在“和平”号上对这些没有深入研究，但地面上的人通过观察由飞船传送下去的遥感数据，可能会有足够的数据来得出结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没有从地球上收到任何有关撞击的可能原因的进一步信息，我询问在俄罗斯的美国宇航局的代表。我重复瓦西里的请求——这仅仅是一个请求，而不是命令——我们不想重复类似对接的尝试，直到有群知识渊博的人，或者是美国…俄罗斯的联合安全小组，对整个程序都密切关注，且认定其安全性。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瞥见的前进号快速向我们飞来的情况作出的判断，我们与一艘快速向我们冲来的飞船非常接近，几乎相撞。我的口气有些卤莽，我想让美国宇航局的队员相信，“和平”号上不再需要有挑战性的行动来增添我们生活的趣味。

对美国宇航局给我的答复，我目瞪口呆。

大致地说，他们的反应十分冷淡。“哦，我们听说对接试验出了一点问题，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的细节信息。你希望我们去调查一下吗？”吃惊之余，我强烈敦促我的支援部队去调查这件事，并且告诉他们，一旦控制中心决定重复对接程序，一定要尽快地通知我，因为我要在这样的决定付诸行动之前，提出我的看法。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才知道对这一事件，俄罗斯人是怎样将美国宇航局的“合作伙伴”蒙在鼓里的。返回后的几个星期，我向汇集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专家汇报了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任务情况。听完我的汇报，三位工程师走过来对我说，在这次差点遇险的前进号的对接过程中，他们被莫斯科的任务控制工作缠住了。他们的任务是利用地球基地的传感器追踪对接。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下）

当前进号与“和平”号的会合与对接行动即将展开时，这些工程师接到他们的俄罗斯合作者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打来的电话，他们通知说对接已被推迟，也许要到下一个轨道周期。在休斯顿的工程师与他们莫斯科的合作伙伴第一次电话联系之后90分钟，俄罗斯人又打电话给美国宇航局的合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说对接已经被取消了。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对接实际上已经尝试过，结果差点儿相撞。直到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这些工程师们才第一次明白对接尝试已经进行过。当从我的汇报中第一次听到这些细节时，他们都吓呆了。

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其中的失败，比如满足粮食配给的农业，登上月球的太空计划和不引起环境灾难又提供充足产品的工业总是因为害怕暴露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缺陷秘而不宣。过去，国际新闻界也被隔绝在黑暗中。前共产党发行的报纸真理报，通常会修改发难的文章，或干脆不刊登那些坏消息。

今天，那种###的传统仍在持续，甚至明显延伸到太空中俄罗斯的美国合作伙伴身上。

“和平”号空间站是“共产主义的光荣”——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残留物。现在几乎全靠其他国家资金支持，提供了俄罗斯计划所必须的硬通货，为俄罗斯企图保持空间计划的继续进行。失败就做不成好交易。在前进号差点儿与“和平”号相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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