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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房子的生活设施极好。不仅如此，周是一个南方人（即来自中国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结果，两个南方人非常能干而且勤劳，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们的两位“吃苦耐劳”者提供的安逸。后来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子。他烹饪的猪肉我们非常喜欢吃。他烹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个坑，在坑的两头支上木棍，架住乳猪，用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旋转方法来烧烤。我们享受着他做的美餐，但到后来我发现他“欺骗”我们的技巧不亚于他的烹饪天才，让他买米，他把其他东西垫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来好像很满，从而将其余的钱侵吞。后来我们把他解雇了。［1］［1］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版

任之恭还遇到一次比失窃更糟糕的经历，从昆明回大普集的路上被人抢劫。

那时，清华特种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兼顾着科研和教学的重任，经常在大普吉和城边学校之间的道路上奔波。虽然有公路，但他们无车可乘或无钱坐车，进城上课主要靠走路，要从大普吉步行到黄土坡才能搭上马车，当时有自行车的是极少数人。治安很差，回来晚了有危险。

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课后，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两个散兵，他们不仅抢走了任之恭的自行车和为家中买的一袋面以及其他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还把任之恭捆绑起来后逃走了，任之恭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只好慢慢地走回家。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

1942年暑假，游国恩（泽承）应好友罗常培邀请，到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执教。游国恩是《楚辞》研究专家，1926年就出版研究专著《楚辞概论》。游国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

由于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游国恩住在离城二十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

住在乡间时，游国恩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他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住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游先生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他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

游先生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游先生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1］［1］游宝琼《游国恩先生在西南联大》

姜立夫、叶楷碾米

1937年，姜立夫因为夫人胡芷华（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南下，暂时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产。9月份，儿子出生，半百得子，让姜立夫非常高兴，给他取名“伯驹”（姜伯驹后师从江泽涵，成为拓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誉满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带着全家迁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经在昆明组建联大，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牵挂着内陆的广大师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八年不能相见，直到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在上海团聚。

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留学美国，193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联大数学系缺教师，姜淑雁到数学系任教。抗战期间，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除了教学工作，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

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这个学会是因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内地的数学家们鉴于当时西南的科学空气相当浓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与西南各省无法联络而成立的。成立会1940年在西南联大召开，选举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

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始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姜立夫、熊庆来等人的努力下，渐成气候，条件成熟。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骛。”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马上以极大的精力着手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

当时联大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生活没有保障，大学者也要为吃穿劳神费心。

姜淑雁在《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文中写道姜立夫、叶楷领“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为物价飞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发给联大的教授一种价格低平的所谓“公米”票，凭票可领取一种极粗的糙米。可是，管这种“公米”的人，也往往凭借这点小小的权力刁难人，给领米的人不必要的难处，等到花费许多时间气力把米领到手，却米质粗糙，难以下咽。姜立夫先生患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于是，必须将糙米送往碾米厂加工，从米仓到碾米厂，还有一段路程，所以不能肩负，就得雇马车。这已够难的了，尤甚的，碾米的人，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米袋提上碾机，机器刷刷地开动，你就得张开口袋，等着碾过的米从斗中倾入。就这样一份工作，必须眼疾手快。姜立夫和叶楷都不是这方面的“能手”，经常把米撒了一地，等不到拾捧，后面等着的人们就上来了，撒落的米就只好白白地丢掉。为了每月能领到这点“公米”，不得不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花费许多精力，可是，等把米弄回家，往往只有半袋。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干巴菌，是昆明的土特产，是昆明人待客的上等佳肴。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松树松毛多的地方。干巴菌不像一般菌子是圆扁的，而是一坨一坨的，那模样像腐朽的棺材板，也可以说是一坨干了的牛粪，一句话，样子不好看。笔者觉得用牛粪来形容干巴菌，有点唐突这人间美味，可是看到干巴菌的样子，肖其形，像极了。

汪曾祺是怎样描述干巴菌的呢？“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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