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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报刊上读到温州的。

报上说温州有个龙港城，是一群农民奋勇冲破几十年城乡壁垒，自己动手建造起来的都市，这使龙港农民城天下闻名。

但是，有关温州的更多消息则是负面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电器产品基本上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质低价廉的电器生产集中地，那时国内许多商店门口挂着“柳市推销员免进”、“本店不售柳市货”等招牌，以致温州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瘟州”。

温州偏居中国东南一隅，名气不大，影响微弱，所以当时谁也没太在意那个浙南的小地方受此打击后会怎么样。

1986年夏天，西藏高原紫外线强烈，我在拉萨街头问一位守着眼镜摊的人：哪儿来的？答：温州。那人光着头，晒得很黑，似乎一点都不担心高原的紫外线会伤人。我当时感慨不已：除了四川人能吃苦，江浙地区的温州人也这么能吃苦。

后来，到西部淘金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成都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造的，但现在经营店面商铺的却是温州人居多。灯饰市场，温州人几乎形成垄断。温州人占优势的还有皮货等等。在成都长期经商安家的已有8万多温州人。放眼四海，温州人好像无处不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西藏新疆，同四川人在外打工仔多这一点不同，温州人大多经商当老板。丰田公司有句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温州人则给自己写照，“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对各省经济有很大影响。四川广元为了引进温州商人、改变消息闭塞、流通不畅的局面而竭尽全力。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温州商人去四川考察，飞机晚点，到广元机场已是深夜，广元市几位市政官员一直在机场守候。这位温州商人见状大为感动，不但自己投资，还带动其他温州人前来建温州商场。

2000年我有机会到了欧洲。在意大利的北部名城米兰，导游告诉我，郊外有4万温州人在制造皮件。到佛罗伦萨，导游又告诉我，郊外工厂有很多温州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佛罗伦萨据说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教堂，熙熙攘攘都是衣着光鲜的各国游客，一些摆摊卖艺术品的人中竟有几个中国乡下人。我凑上去问：哪儿的？答：浙江温州。我内心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们的形象给中国人丢脸，一方面又钦佩这些温州乡下人，一不懂外语、二没多少文化，就敢成群结队闯荡世界作“洋插队”。

星星点点的接触中，我对温州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能在国内国外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有着怎样的地域文化背景？与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有何异同？

2002年8月初，我与几位报社同仁从成都飞赴温州采访，与温州的新闻人士、文化精英对话，收集资料，于是有了这本书——《可怕的温州人》。

温州人的可怕，首先是他们天生有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自然意识。外界“姓社姓资”沸反盈天；温州人只信“民以食为天”，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幸福，他们就怎么干。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长时间徘徊彷徨，翻来覆去折腾，丧失了大好发展时机，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温州人却按照几何学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原理，排除一切干扰，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闯敢干敢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其充满了风险和机遇，既遍地黄金又满布荆棘，既能一步天堂美梦成真又可能千金尽失满盘皆输。市场经济强有力地挑战人生，在这里，因循守旧、守株待兔、犹疑不决、闲适散漫、清高自闭统统没有出路。温州人敢冒风险、勇闯天下、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占得市场先机；当别人亦步亦趋学温州人时，他们已经积累起财富资本，进军新的领域。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江河不拒涓流”。没有国家投资形成的巨额产业群，温州人就自力创业，“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生产纽扣、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温州人文化不高，但动手能力强。顽强的生存本能让他们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上千方百计节约成本，赚取一分一厘甚至是一毫的利润。强烈的生存危机和利润意识造就了一大批竞争激烈的专业化生产工厂（作坊），高度集约的专业化生产造就了“温州制造”优质廉价商品洪流，市场占有率惊人。例如温州的打火机，竟占领了全球市场的70％。有鉴于此，国家把10个全国轻工业生产基地放在了弹丸之地的温州。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对市场天生的敏锐嗅觉。请看国内各大中小城市，160万温州人在这些城市商贸流通的大小市场呈均匀分布状态。在北方，在中西部各省，温州商人群落，或占据批发市场，或租用商场柜台，或经营服务业流通业，资金雄厚者则进军电脑、通信、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温州人追寻市场的精神有一个小故事：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曾在新疆阿勒泰雪山下遇见一个温州补鞋匠挑着沉甸甸的担子，一路追赶骑着马不停迁徙的哈萨克牧民。这是因为牧民马靴遇雪水极易磨穿，需不断修补。温州补鞋匠被这一小块市场吸引，竟凭着打满血泡的双脚，追赶哈萨克牧民辗转谋生。温州人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占据、分割、蚕食着国内一块块市场。他们信息灵、资金雄厚、能吃苦、天生的商业头脑，在国内各地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逐渐处于优势。难怪温州人被人们评价为“中国的犹太人”。

温州人的可怕，还在于他们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等级制文化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温州社会经商、办厂蔚然成风。“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钟朋荣语）这是一场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浙江省经济发展迅猛，继江苏、广东、上海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又一经济热点区域。这一结果，终究要归功于以温州模式及温州文化为特点的民本经济、草根经济。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中国民间蕴藏着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极大潜能。如果制度和文化能适应这种要求，百姓有创业致富的自由，加上各种资本包括民间资本的推动，何愁经济不会持续健康发展。

勤劳智慧的温州人可敬、可佩、可爱，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欣赏温州现象而不去研究学习并启发自己的思路，总有一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可怕的温州人来了！

虹桥书吧。

第3节：引子　震撼之旅（1）

引子　震撼之旅：温州人为什么可怕

温州，位于浙江沿海，是浙南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辖三区（鹿城、龙湾、瓯海）、两市（瑞安、东清）、六县（苍南、平阳、文成、泰顺、洞关、永嘉），总面积约11784平方公里，人口727万，市区人口约117万。

1937年的夏天，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从伦敦到柏林去和他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们的房门，是一个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弟弟吃惊地发现，他竟听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口中的中国话。只见来人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弟弟明白了，来人是希望他们买东西。等上门推销的小贩走后，哥哥告诉弟弟，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托。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服务态度经商赚钱。弟弟这才明白，他刚才听不懂的中国话其实是温州话。

半个世纪后，这位弟弟已年逾古稀，他来到了温州的永嘉，在一座桥头遇到一位生意郎，顿时勾起了他对半个世纪前柏林那个夏天的回忆。

为什么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行走四方的生意小贩，会使这位留洋归来的人如此挂怀呢？这位有心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就是他，发现了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划时代意义。费老在总结温州小贩生意时说，就是“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费老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他认为，“温州模式”已超出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有普遍意义。温州人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2002年7月底，我们一行6人飞赴温州，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这次采访的目标是针对有关“温州模式”的所有重大事件，挖掘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从而与皇城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进行对比，得一个结论，印证一下：一个地方、一个社会群体是否能够顺应时势变化而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和社会变革从而创造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奇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内涵及其形态。

费老当年对温州的兴趣，源于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度关注。我们的这次采访，却是希望通过温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来反省正统文化的积习。

“温州模式”创造的经济奇迹，源自历史上北宋以来的“功利文化”；同样，中国社会众多城市群体性的落后、贫穷，也与中国的道德文化血肉相连。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我们的采访路线和项目安排也必然有点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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