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许多年,我住在爱丽丝的小房子里,还从深埋在熏衣草下面的箱子里找到不少铜币,因此我一直对爱丽丝心存感激。在定居地待了六年之后,这些铜币已花得所剩无几,但足够让我熬过歉收季节最窘迫的几个月,能够支付议会收取的什一税,不管庄稼有没有收成,这笔钱都照收不误。我还资助了一些人,让他们不至于忍饥挨饿。来自我父母村子的小奥斯卡也生活在这里,抚养他的亲戚住得离我很近。他被送来的时候年纪太小,根本不可能记得我,但每次我见到他,都感觉跟以前的村子,乃至失去的过往一切又有了联系。尽管定居地的人们仍称呼这间房子为“爱丽丝家”,但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开始在这里落地生根。
其他欧米茄人也渐渐适应了我的存在,不过他们仍刻意保持着距离。我明白他们的顾虑,十三岁才被打上烙印来到这里,表明我之前从未被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是个先知。我偶尔听到过一两次别人的窃窃私语,说我没有肉眼看得到的生理突变。“对她来说太容易了,”当我主动帮邻居克莱尔修补屋顶时,听到他对妻子内莎说,“她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要挣扎求生。”还有一次,我在花园里干活时,听到内莎警告克莱尔要与我保持距离:我可不想让她坐在我家厨房里。我们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现在又有个邻居能看透你的心思。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试图向她解释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先知,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系列的印象,而不是一件完整的事情。我更可能瞥见东方十英里之外的一座城镇,或者大爆炸的景象,而不是偷窥到内莎私密的内心想法。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在蚕豆植株上捡蜗牛,假装什么都没听到。自此之后我明白了,如果说欧米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那么先知的危险程度则要加倍。我发现自己独处的时间比在村子里时还要多,当时至少还有扎克陪我,虽然他不怎么情愿。
在爱丽丝的住处我发现几本书,这让我惊奇不已。欧米茄人不允许上学,因此大多数都不识字。但在那个挖出来的箱子里,除了铜币之外,还有两本手写的菜谱笔记,另一本记满了歌曲,其中几首我在村子里听吟游诗人唱过。对扎克和我来说,没有被分开就不能去学校,因此我们只能私下里偷偷摸摸读书。我们在母亲的指导下,更多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河岸边的泥地上,或者后院的尘土里描摹字母的形状。后来我们有了书籍,但少得可怜,包括父亲小时候用过的识字读本,上面还有图画,还有保存在村公所的“村志”,记载着这一地区的历史、本地的议员,还有他们负责监督执行的法规。即便在我们这个相对富裕的村子里,书籍也很罕见,读书是为了在集市买种子时能看懂包装上的说明,或者认出“村志”里写的关于两个路过的欧米茄人的名字,他们因为偷了一只羊被处罚金以及鞭刑。在定居地,很少有人识字,敢于承认自己识字的更少,因此书籍在这里是一种奢侈品,我们负担不起。
关于爱丽丝藏着几本书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把这几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在翻页时书页都要从书脊上掉下来了。到了晚上,人们都结束了田里的工作,我回家之后会花几个钟头躲在爱丽丝的厨房里,遵照她紧凑而潦草的笔记指示,在面包里加入迷迭香,或者练习剥掉一瓣蒜最简单的方法。当我第一次按照她的指点,用刀的侧面拍碎大蒜,看着蒜瓣从它干枯的外皮里滑落,就像剥掉一颗糖的糖纸时,我感觉爱丽丝就在身旁,比定居地的所有人离我都要近。
在那些安静的夜晚,我常常想起母亲,还有扎克。一开始,母亲每年会给我写几封信,由阿尔法商人捎来,他们经过定居地时甚至都不会下马把信放下,而是直接从马鞍旁的袋子里扔出来。我来到定居地两年后,母亲写信说扎克在温德姆议会谋了个学徒的工作。又过了大约一年,更多的消息传来,扎克因为服务出色,逐渐开始掌握权力。到了第五年,母亲又写信来,说扎克的主人死了,因此扎克取而代之,坐了他的职位。那时我们刚满十八岁,但大多数议员都是在年轻时上位的。他们也死得很早,议会里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这是人尽皆知的。法官是个罕有的例外,他从我记事起就开始当政,年纪和我父母差不多大。其他人大多很年轻。各种类型的议员不断崛起然后陨落,关于他们的传说即便在定居地也流传甚广。温德姆的议会城堡之中存在着一个残酷的世界,在那里,冷酷无情和野心抱负似乎比执政经验更有价值。因此,扎克能进入这个圈子并且干得很好,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试图想象他在壮观的议会大厅里的情景。我想起他在出卖我时胜利的微笑,以及之后他说的话:从今往后再没人能冲我扔石头了。再也不会了。我并不羡慕他,即便在庄稼绝收那年,和定居地的人们一起挨饿时也一样。相反地,我替他感到害怕。
那几年母亲的来信很少,往往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来一封。我依靠在西方欧米茄集市上听来的小道消息,或者经过定居地的流浪者传播的新闻,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流浪者挎着小小的包裹,里面是他们仅剩的财产,也带来各种故事。那些向西去的人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农田,他们在东方死亡之地附近的贫瘠土地产出极少,连付议会的税都不够,更别说以此谋生了。而从西方来的人却抱怨议会手段狠毒,他们把欧米茄人从住了很久的定居地上赶走,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土地对欧米茄人来说太肥沃了。阿尔法掠夺者也去偷他们的粮食,破坏他们的庄稼。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到收容所谋求温饱。欧米茄人被残酷虐待的流言不断传来。即便我们定居地的农田相比很多地方来说已非常丰饶,但议会收的税越来越多,我们也深感压力。阿尔法掠夺者攻击过我们两次,第一次来时,他们暴打了本一顿,他家房子在定居地边上。他们抢走了一切能拿走的东西,包括本存起来准备下个月缴税用的铜币。第二次是在粮食绝收之后,他们没有找到能偷的东西,一怒之下放火把谷仓烧了。我对邻居们建议说,应该把这件事报告给议会,结果他们都冲我翻起了白眼。
“然后议会就能派几个士兵来,再把这里剩下的地方烧掉?”克莱尔质问。
“你在阿尔法村子里生活了太久,卡丝,”内莎补充道,“你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尽管如此,我逐渐从发生在定居地的每件暴行中学到很多事情。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传言,虽然很少出现,我们也只偷偷传播,那就是关于欧米茄抵抗运动和自由岛的故事。不过,看着邻居们在重建谷仓时逆来顺受的样子,这些故事似乎显得牵强了些。议会的统治已经持续数百年之久,要说哪个地方在他们的控制之外,这个想法实在有点一厢情愿。
况且,何必费心什么抵抗运动呢?双胞胎之间生命的联系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大旱灾那些年以来,对欧米茄人的限制越来越多,但在我们抱怨税负繁重,或者定居地越来越贫瘠的同时,我们清楚,议会最终会保护我们。这是收容所存在的原因,在庄稼绝收之后,越来越多的欧米茄人选择了那里。那个冬天我饿得瘦骨嶙峋。所有人都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最终有一对夫妻离开定居地,去了温德姆附近的收容所。我们没办法说服他们留下,赌一把春季地里新庄稼的收成。他们受够了。那天一早,整个定居地的人站在晨光中,看着他们锁上家门,然后踏上砾石铺就的艰难前路。
“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劲把门锁上,”内莎说,“他们又不会回来了。”
“至少他们能吃上饭了,”克莱尔回道,“不过他们得为议会干活才能吃到。”
“暂时来说是的。不过这些日子人们传说,如果你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她耸耸肩。“离开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又看了一眼离去的身影。他们背着的行囊空荡荡的,但跟瘦弱的身体比起来显得大了许多。事实上,他们又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
“无论如何,”她继续说道,“你不能说宁愿这世上没有收容所这个地方。至少人们知道,议会不会让我们饿死。”
“不是不会,”定居地年纪最大的本插话说,“如果能摆脱跟我们之间生命的关联,他们一定会的。所以,应该说是不能让我们饿死。这是有区别的。”
*
到了春天,新庄稼开始收割,饥荒渐渐消退。母亲突然坐着牛车来了。本带她来到我家时,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她。她看上去和以前一样,这让我更加感觉到,自己一定改变了许多。不仅仅是年纪不可避免地大了六岁,而是我已经作为一个欧米茄人生活了这么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比饥饿造成的变化还要大。来到定居地后,我遇到过几个阿尔法人,包括议会的税收官,偶尔造访欧米茄集市的奸诈商人。在阿尔法人中间也有流浪汉和穷人,在寻求更好生活的途中,有时会经过欧米茄人的定居地。他们与我们目光相交时,眼中满是轻蔑的神色。我听到过他们是如何称呼我们的:怪物,绝后之人。比这些言语更伤人的是细微的举止,显示出他们的蔑视,以及对欧米茄污染的恐惧。即使是最穷困潦倒的阿尔法商人,被迫屈尊与欧米茄人交易,在接过他们递出的铜币时也会战战兢兢,唯恐碰到欧米茄人的手。
虽然我在离开村子时被打上欧米茄烙印,当时我并不真正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记得母亲在道别时没有拥抱我,这让我大为受伤。现在,她尴尬地站在我的小厨房里,我已有了自觉,知道不该伸手去接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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