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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尝试集》于192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了胡适“尝试”白话诗成功。同时这本小册子也使他誉满大江南北，被友人称白话诗的“通天教主”。这里插一段因《尝试集》“媒介”，他晤见废帝溥仪的故事。我们不作“话说”、“品评”，还是直击他的日记为准——

十一（1922年）？五？十七？（W）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原来是溥仪主动约胡适去会面。

十一（1922年）？五？廿四？（W）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a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这是溥仪要见胡适的背景，由头便是那本时髦的《尝试集》。

十一（1922年）？五？卅？（T）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搨本。（论画诗，五仿）。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英文学系主任31岁的胡适和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废黜的宣统见面的故事。此事曾一度引起舆论抨击热点，胡适因之写过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上（192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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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4）

回过头来，再述胡适的“文学革命”进程。1916年10月，他终于走出美东中国留学生（胡、任、梅等）笔战的圈子，投书祖国北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由于出版家绩溪人汪孟邹的搭桥，这两位时代名人、安徽籍老乡始得结交，书信往来）。这封“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信，立刻被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上，胡适遇上文学革命的同志了，遇上“老革命党陈独秀先生”（胡适语）了！紧接着，10月5日，接陈独秀来信，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是胡适辉煌的一年。他“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胡适1917年1月2日词《沁园春？新年》）大洋彼岸，遥远又遥远，古老再古老的祖国，北京，陈独秀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立身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

有名的白话“八不主义”就见诸该文：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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