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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4号自己家中，安顿下来，怂恿丈夫出面，再做一次月老，玉成其事。胡适对此有切肤之痛，又听说山东潍坊来的复旦大学高材生沉樱女士小名也叫“娟”，与自己未成正果的恋人“娟表妹”正好同名，如今要棒打这对鸳鸯，实在于心不忍。但违不得太太的意旨，而且人已住入自己家中，只好联络北大史学系主任、梁的岭南大学恩师陈受颐，一起去说服这位雪莱式诗人教授。哪知梁宗岱仍是不听劝言。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决心，胡适不能望其背项。梁何婚姻案上了法院，江冬秀“出家门”，（与胡、陈两教授一起）坐上证人席，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后法院判决梁宗岱败诉。但这颗“自由的种子”还是坚决不认何氏为自己妻子。最后在胡、陈等诸多同事的调解下，付了数千元赔偿费给何氏，办竟法律离婚。热闹一时“梁宗岱婚变案”划上了句号。胡适这时貌似一反昔年支持徐志摩、陆小曼两个二婚恋人结婚的立场，公开站在江冬秀一边，参与此事。他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两做月老误两家，一部自传留人间（2）

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报告与宗岱代表朱孟实谈判结果甚满意……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

条件如下：

（1）须法律离婚。

（2）诉讼费归宗岱担负。

（3）法律判决之抚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二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

（4）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他（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梁宗岱婚变案至此已走出江冬秀的阴影，胡适的调解实质上是帮这位年轻人的。因为“名誉大受损失”，暑假过去了，胡适对他就不续聘。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去度蜜月……但故事的尾声却是：抗战胜利后，这对自由恋爱，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破幻了（梁宗岱又有新爱）。江冬秀又作何感想呢？

村姑终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感情婚恋缺乏了解，而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月老，执着地去办好事，再显霸气的是为她仅有一个亲侄江丕莹择偶的事了，可说是“乱点鸳鸯谱”。

抗战时，她避战乱在上海租界“孤岛”认识了小儿子思杜的光华大学同学高泽明。他们曾合租过姚主教路的一套小公寓楼房。高少爷的父亲曾是东北王张作霖帐下的参谋，东北沦陷后经商，十分富有。高少爷对江冬秀说，他的姐姐高泽桂在北京结识了你的侄子江丕莹，后一起留学日本，丕莹经济上得到泽桂资助，他们很有感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丕莹随其叔父江泽涵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求学。“但是，我姐留在东北，人隔天涯，无通音讯，可思恋得她发痴啦！”江冬秀一听，就快人快语地说：“那好办，我立刻就把丕莹叫来上海，你也叫你姐来上海。由我作伐，让他俩结婚不就得了！”江高两家果然都这样做了。1941年，江丕莹从昆明转道香港，由海路来到上海，住在江冬秀侄女婿程冶平家，等候高小姐来沪。“他人长得颀长，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唯是略显苍老。”程法德回忆说：“冬秀外婆还是忙于搓麻将。丕莹娘舅就由我陪着，跑遍上海滩每一个角落。一路上总是他请客吃啦、玩啦，有时还购物，十分大方。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供职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有时还跑滇缅公路执行公务，收入不菲哩！但是为了顺从他姑妈一贯的节俭作风，就委屈住在我家三楼亭子间里，过了夏秋两个季节。”这年冬季，高老先生带着他的女儿高泽桂，从东北海陆兼程来到上海，乘着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天主堂街50号程家门前。高老先生不愧关东富商，高大身躯，脸色红润，绸面长袍外罩了厚呢大衣，头戴水獭皮帽。他身旁的高小姐身材修长，鹅蛋脸型，五官端正，丝绒旗袍外罩件狐皮大衣，颜面浓妆艳抹，有些不仅庐山真面目了。江冬秀在程家客厅热情接待高氏父女。高老先生当即奉上四只木箱的嫁妆，大红礼单上写有狐皮统、翡翠珍珠金饰、现金存折等彩礼，并说，“长途跋涉，又是战时，路上有诸多不便，待小俩口成家后，我再给他们一份产业便了，尚请亲家多包涵！”江冬秀笑吟吟地当下就拍定结婚的日子。她大概从自己身上获得了教训，老姑娘等郎君不是个滋味，为怕夜长梦多，还是尽快把喜事办了的好，反正她与胡适一样，不信神卜，不用择日。

江冬秀以地主身份，张罗婚事。婚仪很简单，就在福建路模范村的她干女婿钱思亮家中摆了三席喜筵，宾客都是她圈子中的人：钱思亮夫妇、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太太、农林部长周怡春太太、名医李冈太太、张慰慈太太、竹垚生夫妇、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等。喜酒吃罢，她果断地将新婚夫妇向西摩路的沧州饭店头等房里一送，便了事了。

两做月老误两家，一部自传留人间（3）

3、4天后，这对新婚夫妇启程前去大后方，江丕莹供职的昆明。不到一年，江冬秀在她的麻将桌上接到个晴天霹雳：泽桂精神失常了，夫妻无法共同生活，由老父亲赶去昆明，把她带回东北老家去了。江冬秀向她的两个干女儿跌足叹道：“我想天假因缘，促成好事，反倒把好事办坏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因子，高小姐不是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吗？她弟说这是相思病造成的。可谁想得到相思病发展成了精神病！”

顺带介绍一下，江冬秀牌桌上的两位干女儿。一位是周怡春的女儿、上海名医李冈博士的太太。周时任农林部长，在大后方重庆政府任上；周老太太与她女儿留在上海亚尔培路家中。周老太太不因她儿子驾机失事身亡而落泪，却为一局麻将掀翻了桌，岂不怪哉？另一位是钱思亮教授的太太。钱原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系主任，为人温和恭谦，慎言慎事，北平沦陷后举家迁上海，经营一家化学厂；40年代末去台湾，后为胡适推荐任台湾大学校长。钱太太是广东人，性格活泼，对江冬秀“干妈，干妈”的叫得很甜，江冬秀很喜欢她。李太太性格内向，但以她鹅蛋脸儿、丰腴身材取悦江冬秀，干娘则呼她为“美人儿”。

江冬秀还有一位麻将友，就是徐新六太太。徐太太出身清末扬州显宦大家，徐新六当年出国留学费用都是岳家资助的。徐太太长相平平，马脸，肤色、头发似已珠黄，但心地宽厚，出手大方，江冬秀在上海得家用器具都是由她提供的。徐新六是位有良心的正直的爱国银行家，胡适的好友，1938年8月23日乘中航班机，遭5架日机攻击而殉难。胡适闻此噩耗，惊呼：“天乎！新六如何可死！”“新六为最可敬爱，在君（丁文江）已死，新六何可再失！”（1938年8月25日日记）他（驻美大使任上）写信给江冬秀说，在美国9月4日收到徐新六上飞机之前——此生最后的一封信，“我收到此信，哭了一场，写了一首诗追念他：拆开信封不忍看，∕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我两次三次读不完……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是信里的一句话。∕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他的一切献给了国家……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有一日力，尽一日力’，∕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江冬秀读了为之黯然。然而在上海，徐新六身后却冒出一个外室和他们已经十多岁的私生子，律师出面，拿出了徐新六生前立下的遗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冬秀在上海租界呆不住了，就悄悄避难到老家，时在上庄住，时到江村歇。她发现当年丈夫来江村相亲的杨桃岭这条古道，年久失修，已被糟践成坑坑洼洼，行路甚为艰辛。于是她掏腰包，让乡人修复路面三大处，还邀监工检查验收。此举，当地传为美谈。当时上庄一带既有国民党军队驻扎，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至今墙上还保留有国共两党军队粉刷的宣传口号）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掀起###高潮，因此地方并不安宁。顽方安徽省保安4团驻在上庄镇，常制造摩擦抓人事件。新四军处于劣势地位，游击队长汪木海面见江冬秀，向她求援。江冬秀随即派人持她的名片去保释，被抓去的人放出来了。在绩溪，胡适大名如雷贯耳，县长朱亚云曾代表全县父老乡亲，制作“持节宣威”匾额，敲锣打鼓地亲自送到上庄胡氏宗祠，悬挂起来；一度还将上庄村易名为“适之村”。冬秀荫袭丈夫声威，尽可能为抗战做些好事，旌德王家庄是新四军游击队根据地，一次顽军袭击中，将王必英的家屋烧毁了，还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是江村人，一时无处栖身，就逃到江家。江冬秀欣然接纳，给予庇护。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抗战胜利后第一年，胡适回到祖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们因之迁入东厂胡同公馆，江冬秀再次荣耀了一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江冬秀随丈夫行色仓皇飞离故都，从此流落海外，相依为命地在纽约过起清苦的“寓公”生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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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做月老误两家，一部自传留人间（4）

胡适在纽约结识了他的绩溪小同乡、哥大校友唐德刚，合作做“口述历史”工作。唐教授成了胡家的常客，有时逗留在胡适客厅那张堆满线装书的大书桌旁，有时饕餮胡师母为他制作的徽帮菜“豆渣宴”……江冬秀似乎受到了感染，按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开始撰写自传。待到胡适1962年逝世后，她再度到美国，见了唐德刚，向他哭诉一些人世间的不平事之后，忽然取出一大卷用铅笔写的稿子，交给唐德刚，“要我替她看看。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曼谷时期写的。”唐教授接受后，取回家在灯下展读。哦，这份稿子实在太可爱了——

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

唐教授读到了胡适当年到江村相亲，“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内的心情”等情节，感叹道——

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

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型，就反而不美了。

很可惜，江冬秀的《自传》始终没有面世。当年唐德刚批阅后，鉴于是未竟稿，就把原

稿还给了江冬秀，并劝她继续写下去。1970年唐去台湾时曾拜访过她，“也把这事忘了”，

不意这一别成了永诀。唐教授无比遗憾地感叹，1975年“老太太仙游时，笔者侨居海外，

不常看中文报，竟不知消息”，至于“胡老太太的那份手稿，不知今在何方？云天有望，希

望它没有自人间遗失就好了”。

“兔子年轮”中最年轻一只（1）

1917年9月，胡适26岁，英姿勃勃跨上北京大学教授讲坛，讲授他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中国小说”、“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英文高等修辞”等课。特别“中国哲学史”，这是北大最吃重的一门课，，胡适破天荒运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试图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系统，开始入讲。前任教授不屑一顾地讥讽他，守旧学生笑他“胆大脸厚”。学生领袖傅斯年关照同学：“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暗中保护他。经过一番波动，学生们听后“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冯友兰语）；“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顾颉刚语）。和胡适授课交相辉映的，就是胡适的演讲，在手帕胡同###会堂《墨翟哲学》演讲尤为精彩，特别他请来恩师杜威讲学，他同时登台，思路敏捷、风度翩翩地一起登坛作口译，倾倒京城内外多少男女青年，无疑成了学术星座。

胡适和陈独秀一起更积极参与蔡元培校长主持整顿北大改革学政大事。深受美国熏陶的他，立竿见影地引进了西方大学选科制、教授会制（教授治校）、各门（系）研究所制（本科毕业升读研究生）、招收女生制、倡办“工读互助团”、发起成立“成美学会”（资助贫困学生）、“北京大学赈灾会”（1920年与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马叙伦等）等等，为了妇女解放问题，他写了不少文章，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大学开禁女学的问题》（《少年中国》1卷4期）等。后者提出解决此问题应分三步走：一，大学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二，大学先收女旁听生；三，女子中学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或办女子大学预科，云云。胡适的这些建议，都为蔡元培校长所接受并实施了。胡适本人因之被选为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英文学研究所主任、代理教务长（因教务长马寅初眼疾病假）、教务长和英文学系主任（1922年）。

胡适执教北大的第三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可说是他的“黄金年”。这年2月，由蔡元培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胡适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北京大学丛书”出版了。该书以他哥大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将他的教学深化实践北大哲学史讲义内容进行充实，缀成一部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中古、近世）——体现他述学观点（明变、求因、评判）的17万字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论著，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作，也成为胡适立身之基石。蔡元培校长早在1918年8月为之作序，指出该书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足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这是一部用白话文撰写，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论著，出版才2个月就再版，正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东风，如虎生翼，所以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国，到1930年，已出第15版。他的中国公学同学熊克武从四川来信说，“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远离京华、沪上的内地四川，也竟如此热烈。

蔡元培领导北大兼容并包，陈独秀坐帐《新青年》大营，胡适驰骋课堂、演说讲坛和倡导白话文运动……这三位文化巨子风云际会，在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那么自然形成一个精英层次，被人们谑称“三个年轮兔子”（蔡丁卯年生、陈已卯年生、胡辛卯年生，三人年龄差距十一、二岁）。这纯然是历史的巧合，当年在北大属兔的教授还有朱希祖（已卯）、刘半农、刘文典（辛卯）。毋庸讳言，“兔子年轮”的建树已为历史所肯定，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留下了厚重的足印。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在《新青年》杂志社。胡适更大的社会声誉是源于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抨击封建文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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