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
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
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
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
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
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
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
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
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
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
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
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刘秀以图谶兴,其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
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用谶颇为理性,
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有选择、有条件地利用,
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
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
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
并严格限制图谶的“新作”、“新解”。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
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
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
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
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
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
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
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时期,在东汉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形势下,
东汉与南匈奴达成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构筑起汉匈关系的一个新模式。东汉建立之初,历经战乱,
人口大量减少,光武帝忙于统一大业,无暇顾及匈奴。
反观匈奴,在单于舆的领导下,趁着两汉之际的乱局,
恢复了对西域和邻近少数民族如乌桓的统治,趋向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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