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印刷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等九经,出现官方大规模印刷。这个计划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广顺三年(953年)后周时期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
陶瓷
五代亦为陶艺的重要蜕变期,也是由民间走向官方制窑。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后梁时期(918年),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造纸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李煜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
商业
由于诸国林立,兵祸连年,五代十国期间各地的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
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南吴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别国。
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五代推行雕版印刷《九经》,保存了许多儒学经典。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
史学
《旧唐书》是五代十国时期撰成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唐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至开运二年(945年),刘昫、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文学
文章
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五代初,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而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
诗
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都以能诗闻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他们的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词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前蜀、后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
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深受晚唐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的影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这些人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而李煜在国亡被俘以后创作的词,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等,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绘画
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壁画
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禅宗盛行,推动了壁画艺术的发展。唐末、五代至宋代,敦煌为当地的世家大族张议潮、曹议金等统治。虽然地方统治者贯尊崇佛教,不断大力开凿石窟,并设立画院进行艺术创作,但归义军政权的财力拮据,人力消减,画院的集体创作使壁画风格过于统一,绘画形式也显示出进一步程式化的趋势。画题虽然沿袭唐朝,依然以大乘佛教净土宗经典的六大经变画占据主导地位。但一般多沿用唐代粉本,创造性被减弱,无论是佛陀还是菩萨的形象都略显呆板,色调单一,显示出石窟壁画艺术进入了衰退期。大量出现的供养人肖像画在艺术水平上略显突出。佳作有莫高窟98窟东壁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莫高窟61窟东壁的于阗公主供养像等。这些肖像画真实记录了五代时期在瓜州、沙州一带很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形象。用笔刚劲而富于变化,用色鲜丽,赋色细腻,表现出更加丰富的肖像画技法,是五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品。
舞蹈
五代十国时期的舞蹈繁荣程度虽不及唐代,但多传承了唐代舞蹈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中国舞蹈的发展过程中,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宋代宫廷队舞的预备方面。[53]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舞蹈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凡上元、中秋等节庆,朝野都会有盛大的歌舞活动,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综合性质的百戏表演。同时,宗教信仰趋于世俗化,故寺院举行乐舞供佛时,常会有俗乐俗舞的表演,一些社会上优秀的乐舞百戏节目通常会被选用。这些俗乐俗舞不仅对宋代舞蹈,而且对宋元以降的戏曲艺术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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