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十年 序言(1)
题记:“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2008年的9月18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编辑一篇题为《雷曼不死,华尔街之难不消》的文章。三天前,这家有着158年历史,诞生于电气和机车时代的公司终于在金融海啸中倒掉了。更早前几天,我还在跟这家投资银行的一位朋友聊天,她说,大家都在水中,水现在还在我们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下巴。但雷曼大船在瞬间沉没了。
当我在为这家隔山跨海,千里万里之外的投资银行写挽词的时候,其实我所在的媒体也正面临没顶之灾。当晚,雷曼兄弟的文章没有最后签发,报纸被宣布停刊。
这次猝死与雷曼一样,发生在一周之内。这张中国最早的财经媒体在沉默中销声匿迹了。
这张市场化媒体的消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简单的因言获罪,真正令这张报纸戛然而止的,亦是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投资人的再融资受阻和国内广告市场的严峻形势,令到它的运营捉襟见肘。早在2008年初,当人们对这场“次贷危机”还茫然不知其厉害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已经预言,“全球经济要进入严冬了。”虽然这个组织体是如此的纤细,但亚马逊蝴蝶的翅膀,还是扇动了中国的一张小众报纸。
一年的时间,白驹过隙。到了2009年的9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翻出了一个老故事:因为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巴菲特不会使用手机的某项功能,从而错过了拯救雷曼兄弟的最佳时机。
故事说,一年之前的那个周末,金融世界陷入崩溃,巴菲特接到大量求助电话。周六傍晚6点左右,巴菲特准备出门参加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一个社交活动时,接到了巴克莱资本公司主管鲍勃·戴蒙德的电话。巴克莱银行正打算收购雷曼兄弟,但他们在英国政府那里遇到了困难,戴蒙德希望巴菲特能提供担保,以便推动交易顺利进行。巴菲特认为,这个交易计划听起来过于复杂,他很难通过一个简短电话搞清楚,于是让戴蒙德把具体交易计划通过传真发给他。但当巴菲特午夜时分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什么也没收到。接下来,全世界都知道雷曼兄弟崩溃了,全球金融体系数天之内也陷入了一场全面的危机。
时间过去了10个月。有一天,巴菲特问女儿苏珊,自己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小图标代表了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那正是巴菲特一直等待的来自戴蒙德的语音邮件。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你永远不想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一项事关存亡的交易完全取决于一位老人会不会使用手机。另一方面,抛开所有技术问题,你可能也会说,巴菲特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么使用手机真是“绝顶高明”。
每次读到这样的故事,都会陡增人们对于世界不确定性的感慨和唏嘘。我们试图判定历史的规律或者逻辑时,却发现,历史往往就是偶然的事件所演化而来的。但是关于企业命运,真的是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还是冥冥之中注定要发生的?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何以在灾难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庞然大物如雷曼兄弟,小到我就职的那个媒体?
职业习惯让我在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企业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标志性的事件。汶川大地震后,企业界成为惟一遭到轰击的群体,尽管他们的捐赠额占到了全部捐赠的一半以上。企业家在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越来越多地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时候,这个群体本身在受到社会的艳羡的同时,却没有受到社会的尊重。
蒙牛十年 序言(2)
“三聚氰胺事件”更是中国企业界的一次整体信誉沦陷。这场灾难过后,以往的行业先锋、意见领袖,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偃鼓息声。外界指责谩骂、高谈阔论、事后诸葛不胜其数。但我们的历史不是由每个人写成的吗?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人不还是代表成功和社会责任,被主流媒体和公众所追捧?历史究竟是怎么发展而来的?都有什么力量在推动历史向着某个方向发展?
2009年7月8日,国企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乳业。这是一个如此有况味的收购案,当三鹿公司的田文华被处重刑,深陷牢狱之灾的时候,同样在这场灾难和混乱中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牛根生,却有了如此不同,并且是一个看似并不悲情的结局——让渡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控制权,借资本的推手去营造一个新的资本故事。中国的民营企业再次以依附于庞大的国有力量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历史不应该是简单地轮回,与柳传志、鲁冠球、宗庆后这些曾经的传统“红顶商人”不同的是,民营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与壮大,已经有了与国有企业议价的能力。这种民营、国企还有作为第三方投资人所形成的经济混合体,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企业发展路径。这既不同于以往单纯所有制体制的企业,又不是吴敬琏所定义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混合体制的企业,要经受市场和投资人的双重考量,注定要实现效率最优。这是社会乐观其成的一个结果。
牛根生和他的蒙牛成为近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再也无法复制的样本。在未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平稳上升期的时候,这样的企业案例也应不会多见,特别是在消费品领域。还是那个疑问,中国出现这样的企业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说是历史的必然,是因自1999年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消费空前爆发的阶段。此前,在中国,“正常”人是不喝牛奶的,牛奶是属于孩子、老人和病人饮用的食品。直到20世纪末,中国才进入到全民饮奶的时代。从零到上千亿市场的形成仅仅用了不超过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企业开始真正着眼于自己人的市场,并真正从自己人市场创造了价值最大化的商机。于是,你可以说,牛根生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但如果在1999年,那时候,牛根生没有被郑俊怀逼走,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吗?如果大摩挑选的不是牛根生而是其他人,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如此众多中国的中国乳品业进入者中,为什么只有一个牛根生?这样的问题,在考察当代中国企业史时,实在是过于纠结。
我决定写这本关于蒙牛的书。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往,市面上不乏种类繁多关于蒙牛和牛根生的书籍。这些书籍的作者要么是企业的人,要么是外部的观察者。前者离公司太近,难免有身在此山中的遗憾。而后者,大多是成功学的不同翻版。
说来很有意思,我过去所供职的那家媒体,是一个从名字上根本看不出主管单位的报纸,但实际上,从出身上讲它也是一个与内蒙古有关的单位,它的主管部门,是自治区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于是,和蒙牛、伊利这些内蒙古当地的优秀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来观察和接触这些企业。这些观察和积累持续多年,他们每一次重大事件的报道,都成为内容丰富的积累和沉淀。
蒙牛十年 序言(3)
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但依循逻辑产生的结论并不一定是惟一的。
2005年深秋,我前去蒙牛位于呼和浩特市27公里外的和林格尔采访。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深秋,天空湛蓝得令人心从心底里感到微勳。道路两边的树木在阳光下,叶子泛出迷人的金黄。草原牧场也变成了满坡的金黄,一望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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