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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1978：光明的中国（6）

李安民做焦炭多年，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外。在与李安民的交往中，李海仓了解到，相比流通业，焦炭行业更有利润可图。他动心了，背着铺盖卷来到了李安民的焦炭厂，在那里学原料选购、焦炭生产的全套工艺、生产管理和市场销售。1987年春节，李海仓拿出20万元，又向信用社贷款10万元，和国有企业闻喜县白水泥厂一起，成立年产1万吨的联合焦化厂。但当1000吨焦炭生产出来，销售却成了难题。临汾、运城、西安、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李海仓跑了无数地方，可对方要么只用机焦，要么只用土焦。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很多人倒在明天的晚上，坚持到后天的，总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不言放弃的李海仓，带着焦炭找到了河南济源钢铁厂的厂长，最终这位厂长买下了他的全部焦炭。

李海仓打听到南方焦炭价格更高，只是运输有困难。他找到三门峡车务段，提出“运输单位和焦炭厂形成长期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建厂，也就是实现双方的捆绑经营”的设想。车务段负责人听了李海仓的想法，也对焦炭业的丰厚利润产生了兴趣，双方各出资70万元，成立了年产3万吨的闻喜三铁焦炭厂。以闻喜三铁焦炭厂为依托，李海仓组建了三铁焦化总厂，这便是后来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像陈凯旋与李海仓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出格”往往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所以，创业之初注定少为人知。之所以被历史提及，在于日后的辉煌。不过，1978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式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他们的改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在这一年，他们的成功可以为人们理直气壮的倡导改革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年，虽然吴仁宝还没有达到红遍全中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极盛，可华西村已开始有了名头。初冬，*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华西村被列为重点。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袁养和受总社之召赴北京撰写稿件。第一篇报道《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此稿，头版右上方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全国所有的省报（除台湾外）和直辖市报，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篇通讯。

华西村确实值得国内主流的媒体如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因为这一年华西总计实现产值万元，创造利税万元，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粮食亩产达到2720斤，妇女生孩子或计划生育动手术，给予假期，假期内工分照记，发营养费；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柴草、蔬菜，每月还发零用钱。

华西村的成就很大程度源于吴仁宝。这个外表慈祥的老头，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正是这个有着极强政治情节的农民企业家在1970年发动了一次胆大的举措。1970年，政治环境对于非农业化的发展变得有利起来。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九届二中全会通过年度经济计划，政府决定要加速农村现代化和尽力发展小型地方工业。并且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提出了增加农村基本建设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号召。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78：光明的中国（7）

吴仁宝（左一）在田间劳作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70年代初的中国，极左势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极左分子把社队企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掀起了一场反对社会企业的运动，“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那个疯狂年代，办工厂无疑更是疯狂的举动。但在吴仁宝看来，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现代化，那么就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吴仁宝北上天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调查市场，搜集信息。历经三十天旅途辗转，终于在市场上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螺丝帽的模具“丝攻”和螺丝的模具“板牙”。他利用农村地广人稀的地理优势将厂子办在了一片泽地中，周围林木环抱，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就在工厂办得热火朝天之际，苏州地区（那时江阴县行政区隶属苏州，后划归无锡）要开农业学大寨学习会，地址选在了华西村。会议三天，各地区主要领导均到会，还吸引了许多媒体记者。几百号人，人多眼杂，华西村“偷偷”办厂的事难保不穿帮。

吴仁宝最后出谋划策，“会议期间，舍小利，保大利，工厂关门，工人放假。会议结束，立即开工，加班加点也要把损失赶回来。”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元的利润。几十年过去，吴仁宝不无感慨：“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我们偷偷地办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再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智慧形象跃然纸上。而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光明的中国（8）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第一届高考过后，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彻底地扭转，命运发生了裂变，只可惜其中没有俞敏洪。这位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仅仅33分。高考失利后，他回到家喂猪种地。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不可知的变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紧缺，一家只允许一个孩子读到高中。由于姐姐初中成绩出色，老师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学的年龄时选中了姐姐去读高中。所以，读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规定，回到生产队里种田，开拖拉机。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村里有一家的女孩不读书后，费尽周折找到校长，请求他允许俞敏洪顶替女孩的名额。在母亲的努力下，如此峰回路转，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后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孙山。

第二次高考，满怀希望的俞敏洪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语分数虽然提高到，但79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录取线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凭借鹰击长空的决心和蜗牛的毅力，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忆说：“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我是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95分，虽然排在了现任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98分的后面，但已然很高。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为此，在离北京大学开学只有一周时，俞敏洪的母亲为庆祝儿子中榜，大宴乡亲，提前把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村里还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卡车，把他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俞敏洪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就这样，他进入了北京大学。

如果要进一步凸显恢复高考对一代人命运的意义，那么白卷英雄张铁生则是最好的反衬。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理化考试时，他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于是，张铁生在空白试卷的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诉说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告诉领导因为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没有选择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进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标题，刊登了张铁生试卷上的信。其中，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做了转载，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勇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红得发紫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从此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同年，张铁生顺利进入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15年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　。　想看书来

1978：光明的中国（9）

张铁生得到了历史公正的判决。但是，“四人帮”统治的那些年，不搞政治投机，而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却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77、78级的学生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所以，在80年代中旬和90年代初期，经商蔚然成风时，这批人仍舍不得扔掉铁饭碗下海。

三十年回过头来看，如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中，确实少有77、78级的大学毕业生。黄鸣是个特殊。考上中国石油大学后，没想到第一节课上教授就告诉他：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黄鸣一听差点没跳起来，“等不到70岁，我学的专业就毫无用处？”而顾雏军则更是个例外，即使在接近二十年的企业家生涯中，他留下了一段传奇，却善始而未能善终。

顾雏军生于1959年，江苏泰县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顾雏军早年的生活清贫而艰苦，成名后的顾雏军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时代，不过从村民的回忆中仍然可以勾勒出一个少年的意气风发。

少年顾雏军酷爱读书。那个时代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匮乏，偶尔有电影队下乡放电影或戏班子来村里表演，就算是文化盛事。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去看，但顾雏军似乎对这些热闹的场面不感兴趣。每当此时，他就会躲在一边安安静静地读书。顾雏军特立独行的做法让不少村民们很是惊奇。年少的顾雏军对机械设备同样兴趣浓厚。为了弄清柴油机的构造原理，他曾经在晚上偷偷地把村里公用的柴油机拆得七零八落，第二天又从容不迫地把零散的部件组合起来，重新装好。

顾雏军也表现出善于创新的行事风格。1975年下乡插队的仓西村，16岁的顾雏军对棉花种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经过细心钻研和科学实验，打破农村长期以来的种植习惯，扩大棉花种植间距，减少棉花的栽培密度。事实证明，他的尝试是成功的，试验的棉花产量从亩产50公斤提高到了90公斤。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顾雏军从小就不满于现状，总是寻求改变和突破，而这一点，正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不过，真正改变顾雏军命运的还是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18岁的顾雏军靠平时积累的功底和天生的聪明，从本公社37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1981年本科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学深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热能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其出色表现也使他得以留校从事热能科研。也许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顾雏军最终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教学人员。但顾雏军天生就不是个安分的人。他很快借助“顾氏热力循环系统”在圈内名声大噪，并在此基础上发明的“顾氏制冷剂”。

年轻的顾雏军（左一）在实验室

怀揣着“顾氏制冷剂”，顾雏军走出国门。几年时间，他先后在英国、美国成功开拓业务，于1995年携在海外掘得的第一桶金回国创业，在天津投资5000万美元建造起号称“亚洲最大无氟制冷剂”的天津格林柯尔厂。

关于顾雏军的第一桶金，众多媒体一直质疑和追问。顾雏军回答是：“我的钱有海外背景”或者“都是我自己当年在欧洲卖制冷剂专利分来的”。显然，他对自己发明的“顾氏制冷剂”颇为自信，这个专利也可能确实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不过，这笔收入有没有5000万美元之巨，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说清。他的辩白反而加重了人们的质疑。这又是一场有关原罪的辩论，可由于没有确凿的事实，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质疑归质疑，顾氏的企业依旧是相当的蒸蒸日上。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其超强的盈利能力引发市场抢购，最终融资亿。一时间，顾雏军风光无限。

1978：光明的中国（10）

光明来自东方。“光荣与梦想”的深处，留下的是奋斗者的回忆。1978年，知青大返城，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根本无法返回上海。他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1978年，上年秋天“右派”父亲*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清水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小潘”，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一年后，潘石屹接到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十四岁失去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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