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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当时沈从文进联大执教阻力多么明显：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的引荐慧眼识珠，而沈从文执教联大也是称职的。但在当时，查良铮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查良铮，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23岁的查良铮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交游。“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写新诗的穆旦，看不起写小说的沈从文，有点让人意外。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这个薪水看似不错，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的，月薪是430元。

据1945年4月份西南联大的薪水表记录，沈从文当月薪金是440元，扣除所得税元，印花税2元，实领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2）

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有人写小说影射他；甚至有人瞧不起他，并公开宣布。

写小说影射沈从文的是钱钟书。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钟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影射文化艺术圈的好多名流，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猫》写于1945年的上海，钱钟书早已离开联大，《猫》被看作《围城》的雏形。钱钟书1938年10月下旬到昆明，执教联大外文系，1939年暑假离开昆明，一去不复返。钱钟书在昆明期间，沈从文也在昆明。1939年3月30日下午，吴宓“同岱（梁宗岱）、济（林同济）至青云街169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冯至、钱钟书、顾宪良、傅雷等。众肆谈至7点始散。”

在梁实秋的印象中：“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钱钟书在昆明这段时间和沈从文有交往，估计茶叙中，沈从文也不高谈阔论，只是听朋友聊天，尽管他是茶叙的主人。钱钟书是何等的目光，他觉察到沈从文内心的自卑。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自负，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外。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以古籍、考据和国学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接受。当然，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也瞧不起巴金，瞧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

刘文典最瞧不起沈从文的证据，当属跑警报时的一段掌故。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中，刘文典对擦肩而过的沈从文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笔者曾在《万象》看到一个沈从文跑警报的掌故。有一次，沈从文和联大的学生一起，躲在郊外的壕沟里。有一位联大的老教授，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瞧不起白话写作，固执地用古文，一直坚持不读任何新文学作品，当然有几分迂腐。这位老教授恰好和沈从文在一起，聊天时，问起沈从文姓名和职业，沈腼腆地告诉对方自己是小说家，写白话小说。老先生一听，连说久仰、久仰，并说读过沈的小说。这虚假的客套话，旁边的学生听了，掩口胡卢而笑。

事实上，联大的教授待沈从文不错，不少教授和他成为朋友。比如，与刘文典关系不错的吴宓没有这么偏激，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吴宓日记》中，可以得知，吴宓和沈从文在昆明结下友情，两人颇谈得来。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为此，他和梅光迪组织《学衡》，与《新青年》抗衡。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沈从文如何教书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在他记忆里，沈从文教联大学生写作，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地爱学生的心灵。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沈先生不，他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沈从文不善辞令，他的课，学生多因其浓重的湘西口音听不懂，兴趣渐无。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据汪曾祺的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还发现，沈先生的书多而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之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

沈从文提携培养了不少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1］［1］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还写到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的近况，以及他们的创作成果。在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国内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望。

信中写到沈从文的小说英文译本，即将在英美出版：“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二十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沈从文“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当时联大和美国的各大学，有学术交流，沈从文的好友杨振声已经到美国讲《中国美术史》，这也激起沈从文到美国看看的想法：“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

沈从文去美国讲学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没有实现，联大和美国各大学的学术交流，金岳霖、罗常培、冯友兰等联大学者都应邀去了美国，当时的名单还轮不到沈从文。他的这个愿望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实现，这时沈从文已经不是小说家的身份了，而是不折不扣的研究中国文物的学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1944年，沈从文给胡适的信在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想起沈从文坎坷曲折的一生，想起他的命运浮沉，“不免难过”！

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十元钱呢。

在此一提，叶公超和他的夫人袁永熹。上世纪30年代初，叶公超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袁永熹喜结良缘。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直单身的吴宓教授常在叶公超家中吃饭，并和叶家的孩子嬉戏。感受到家庭生活之乐趣，多少对吴宓的生活是一种补偿。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叶公超）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叶公超的追求者———引者注），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吴宓不但爱慕陈仰贤，而且也欣赏袁永熹。许渊冲曾在叶公超先生家见过叶夫人，他在《一代人的爱情》文中写道：“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许渊冲提到的袁永熙，就读联大经济系，是地下中###员。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读联大时，和就读于联大地质系的陈琏（陈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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