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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杨绛撰文指出，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说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1］［1］钱钟书致沈茀斋信

我们从钱钟书离开联大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联大的气度，也可以看出钱钟书为人处世的态度。

梅贻琦爱才心切，仍驰电挽留，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确是爱才心切，不计较私嫌、广纳人才。这种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联大的机制和学术环境，允许教授自由流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大概不是发自内心，是尊父亲之命。另一方面，钱年少气盛，恃才傲物，言语有点刻薄，话锋带讽刺，自然会得罪某些联大同仁，有的是他清华园昔日的老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是他创作《围城》的素材。

钱钟书离开联大隐约折射出联大外文系人际之间的矛盾。1940年春，吴宓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有了西南联大和蓝田师范学院的经历和遭际，钱钟书后来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很多学者的形象，虽然是小说，但也暗含他对当时的学者的评价，小说曲折地映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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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与战国策派（1）

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学交流杰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陈铨长期退隐于历史深重的帷幕之后，少人问津。

作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研究尼采和叔本华的专家、《浮士德精神》的作者，1934年，陈铨回国时身怀奥柏林大学硕士和基尔大学博士文凭。因此，他在清华大学同时讲授英国和德国文学。

1937年，陈铨举家随清华大学南迁。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相聚在昆明，为“战国策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战国策派”，得名于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于1940年4月创办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除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之外，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比如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主持人是林同济和何永佶，何当时是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秘书，何说动缪出钱，支持每期刊物的费用。后来，由于日本人空袭频繁，纸张印刷遇到问题，再加上其他问题，这份刊物于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与设在重庆的《大公报》商议，得到《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支持，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一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1943年7月，陈铨又创办了名为《民族文学》的杂志，出版了五期之后，不得不宣布停刊。这几份刊物就是“战国策学派”的主要阵地。

“战国策派”为何一呼百应，得到诸多联大学者的支持？显然和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他们在抗战的旗帜下，其初衷是致力战时的文化重建，“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走到一起，因为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会对中国的危机有相同的历史感受，“战国策派”所集中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1］［1］季进曾一果著《陈铨：异邦的借镜》

“战国策派”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

“战国策派”的三员主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都曾留学欧美，他们意识到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要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不被灭亡，那就要重新铸造“民族精神”，输入强健的种族观，改变柔弱的民族文化基因。陈铨和雷海宗、林同济的思想有些不同，他宣扬尼采的思想，俨然是尼采在中国的门徒。陈铨的思想激进，尤其是他的“英雄崇拜”和历史观，潜伏着诸多危险的因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的观点，也的确为人诟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陈铨与战国策派（2）

“战国策派”学人由于深受德国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之影响，推崇近代“尚力”主义思潮，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战国时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国在列国之激烈竞争中获得独立和生存，就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又因为“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曾经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因而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1］［1］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战国策派”在战时的昆明和重庆，就引起争议，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建国后，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战国策派”的思想连同毒素一起更是被批判和清理。1957年，陈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系资料室。“文革”期间，陈铨受到批斗和摧残。陈铨被历史的偏见淹没了。连美国汉学家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也给陈铨贴了一个标签：法西斯主义者。他这样描述陈铨：“作为联大教员中唯一羽翼丰满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陈铨很可疑的特征。”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认为把“战国策派”等同法西斯，或者视为国民党的政治帮凶，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有失公允。“战国策派”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情怀，绝大部分成员并无政治野心，也并不是想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陈铨一生都不愿意做官，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推荐陈铨担任政府要职，但被陈铨婉言拒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到庐山会谈，林同济在在其中，但在临走之前，林同济的父亲告诫他不要加入国民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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