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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灼见。现代欧洲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古典世界，这在史学界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雅典精神，是欧洲现代性发育成熟、政治社会走向*的19世纪的时代需要。格罗特的浪漫古典史观压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观，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希腊遗产》中评论道：“格罗特对古典*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纪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比离18世纪的英国更近。”这也恰恰是我对雅典的感受。在20世纪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觉得自己离古典时期的雅典比先秦两汉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要近。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而非要被既定的传统所桎梏？英国有《大宪章》，有莎士比亚，有柯克，有一整套宪政传统。但是，你能嘲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传统而拜倒在古典希腊的脚下吗？当然不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顶峰，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顶峰。日不落的帝国就是在这种拥抱古典希腊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

美国也是同样如此。Henry　Steele　mager指出，是古典传统造就了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等建国之父。“这些建国之父对古典世界比他们对欧洲甚至英国更为了解。他们对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们对本区域之外的美洲殖民地还要高。”在建国之初，潘恩对雅典*的推崇在崇尚古罗马共和传统的政治家中还是少数派。许多人如汉密尔顿那样仍然把“*”当一个贬义词来用。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就成了主要政党的名字。美国人开始回归希腊而非罗马，拥抱雅典而非斯巴达。这个年轻的国家显然从“*、共和政体是否只适合小城邦而不适合一个大国”的忧虑中摆脱出来，相信自己的人民有足够的品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正是美国成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国家的根本动力之一。

从现在的角度回想，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精神更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当时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封闭的，但在文化心灵上是开放的。那时北大人的精神，似乎面临着无限的可能，让人想起19世纪的英国、建国时代的美国，仿佛一个大时代正在开始。所以我觉得北大就是个雅典。

现在的北大呢？这要让现在的北大人来回答。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1）

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关在图书馆读书。所以“*”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也是最通的。

张先生被恢复教学权利后刚上讲台，精力无限。我向一位同学推荐他时，对方说：“我知道你讲的是谁。是不是那个总推着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和别人说话的？”不错，你下课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先是拿着黑板擦儿站在讲台边和你谈，等下堂课的师生进来，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处，打开锁，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最后干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这成了当时北大的一景。我当时问他，在转到历史系不可能的情况下，想学历史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读《通鉴》，一遍不够读两遍。”接下来就是一通关于司马光的长篇大论。可惜我三分钟热气，《通鉴》一本也没有看下来。

毕业几年后，我有机会去访问他。那时我当记者，采访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其中对杜维明关于儒学现代性的采访，对邹谠关于政治文化的采访，都相当有影响，我自然也乐在其中，有些飘飘然。找张先生，目的也是采访。他当然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但造访结束临出门时，他突然对我说：“你虽然年轻，但每天这么跑来跑去，可要意识到别人都在进步。你不动就落后了。还是要读《通鉴》呀！”我这才明白，几年前我在北大马路边问他学历史的问题，他至今还记得！我本觉得，他那时在马路边推着辆车，和谁谈起来都没完，不可能记得我了。可是，他不仅记得我这个人，而且连我问的问题似乎也记得。在他看来，几年下来，我是光说不练，站着不动，所以才有这样一番委婉的告诫。这样的老师，不知道在当今的北大是否还存在。

我动真格的读书，还是在1989年。那年夏天，我立志学英语，日后到美国求学，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学英语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过不去。幸好后来妻子赴耶鲁读博士，我跟着借光，从以学生家属的资格旁听开始，再读东亚研究的硕士，最后到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也记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别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个月，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他至少能够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讲课。这在搞“国学”的学者中，有谁还有这个本事？在耶鲁期间，他还坚持学梵文。即使在耶鲁，这种文字的课也就两三个人上，还有位年轻的学生半途放弃。张先生则一直学下来。他到此时可已经是快70的人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2）

顺便还说一下，我36岁开始学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则不足观，于是频频向他抱怨自己阅读还是不行，问他如何。他叹口气说，日文不好是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日本人学问实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来，还真让人紧张，所幸日本人挑战他的好像至今还没有。（我还听过一位师妹告诉我，国内老一辈的一位权威，一次学术会议上让日本学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场后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直哭。）张先生解释说，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进来时，他还在北京的中小学读书。他觉得日文是占领者的语言，心理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好好学。不过，当时看日本人，感情其实也很复杂。比如，日本军队刚开进来，第二年书店就跟进来了。而日本的书店和过去中国的书店不一样，是开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里阅读。几十年后访日，他对日本大学里的同事的敬业精神也很感叹。比如有位日本同事，每天在办公室从早八点干到晚八点，纹丝不动，几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读会要，老师领着解读到某页时去世了，继承他的徒弟就从那页开始接着带着大家读，多少代下来，就有了传统。人家的学派可不是拍拍脑袋说几句猛话就创造出来的。这么积累的学问你怎么可以小看呢？听张先生这么一说，我对日文就更不敢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书问他，他用手指跟着竖行字飞快地读下去，随口把中文意思说出来。我马上说：“张先生，您这叫日文不好吗？”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还浅。”

张先生来过耶鲁几次。最后一次来时，头几天没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到日本做研究还没有回来，我就请他在我家委屈几天。当时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徐少华先生，也是刚来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请来。我们三人，戏称三个单身汉，过起大学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张先生做学问的神通到底在哪里，这次算是有近观的机会了。每天早晨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我们一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一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闲谈中，我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一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做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像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

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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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1）

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大师。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文系的课就成了紧箍咒，非逃不可。第二，当时的政治课实在太多了。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这三大件，全校都必须学，而且内容有许多中学就学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记硬背过。现在又来一遍，没有人不烦的。记得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到办公楼礼堂做讲座，他说了一句“建议大学取消政治课”，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民心所向了。我还必须加上一点：中文系外面看着时髦，大家张口闭口“纯文学”，但课程设置其实有许多还是政治课性质的。比如“文学理论”，“马列文论”，一天到晚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政治课在文学领域的具体演绎。还有门“民间文学”，滔滔不绝地讲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文学的大道理。把这些加在一起算算，全上下来会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么读实在让人有一种“入土”的感觉。

不过，当时的一个好处就是班级大。仅文学专业就53人，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和三十几人的汉语班一起上，几十人挤一个阶梯教室，老师也不知道谁来谁不来。另外，当时“*”刚刚结束，考进来的都是天之骄子，非常知道珍惜读书机会，上课很少不来的。几个人溜走，一般无伤大雅。特别是政治课，因为是最大的公共课，规模也是最大的。不仅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上，有时还和外系学生到大礼堂上过。这时逃课就更方便了。在逃课的全过程中，心理状态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刚逃课时，逃一次就觉得自己赚一次。但逃到后来，就觉得不去是自己的天赋权利，去一次就觉得自己亏一次。所以，逃课总是越逃越凶，甚至有些每周上两次的课，我一学期就去过两三次（包括考试）。最初考试前的总复习还去，后来连这种课也懒得听了。

一个学期不上课，考试蒙混过关按说比较困难。其实未必。第一，政治课千篇一律，而且不知道已经是几进宫了，你不可能完全不会。只要不图得优，一般都能安然过关。第二，实在不行，同学还可以帮忙。关键是要坐在努力学习的同学边上。在阶梯教室里几十人考试，老师只长了两只眼睛，盯不过来，下手很容易。

我考试作弊并非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只是政治课作弊，其他课不管怎么不喜欢，从来是只逃课不作弊。记得中学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学建筑系，考试作弊被抓住，挨了处分，记入档案，我还写信骂他怎么这么糊涂。我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毕竟他正经学的是建筑学。我这里则要背政治课本。在我看来，强迫我们这样的青年用人生最好的时光背政治教条那才是不道德。这样作弊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2）

我逃课的最大优胜记略是*党史。那堂课我基本没有去过，考试前有些慌张，最后决定盯着同屋老吴。他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位，进校时32岁，虽然对政治课总是嘲弄，但上课大体还是去的。何况他不仅年纪大、稳重一些，对我这位小老弟有责任，而且马列确实读过不少，水平一定是有的。我在去考场的路上一直缠着他，嘴里念念叨叨：“老吴，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呀！”他不停地摇头：“你可别连累我呀！你坐我边上可以，我把卷子摆在那里，要看随你的便。被抓住是你自己的。我可不是要故意给你看的呀！”我赶紧千恩万谢，依计而行。真考起来，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里都讲了不少。用大家事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战略，要尽可能把相关的“点”写进去。判卷总是按点计分，有一点没有写会扣分，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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