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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钱穆在解释为富不仁这句话时曾坚持认为，为富不仁是无条件的。言下之意，只要“为富”，一定是“不仁”的。在《圣经》（马太福音）中，也有所谓富人进入天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说法，耶稣的表述也同样是无条件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阐释，富人“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你怎能说人家“不仁”呢？当然，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述表述本身就是对真相的故意颠倒，这里暂且不论。仅仅从资源占有和消耗的方面而言，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不仁”实际上也是不容辩驳的。在总体社会资源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富人实际占用了绝大部分资源，穷人自然所得甚少。到了极端的状况下，就会上演杜甫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人间惨剧。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即便是今天的社会，全球至少仍有十二亿人处于饥俄之中。

让穷人在追赶富人的道路上疲于奔命，让富人为了甩开穷人而一骑绝尘，固然可以极大地刺激消费和生产。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对过剩性的追求，不仅仅是富人的天性，也是穷人的天性。再说今天的穷人做梦都想成为明天的富人。对超过基本生活所需的消费需求的人为刺激，最大限度地激活人的欲望，如果遇到资源限制的瓶颈，我们将如何自处？举例来说，假如我们认识到中国全部的水资源尚无法支持十三亿中国人每天洗一个热水澡，那从社会公正性的角度说，我们让谁不洗澡呢？再说，一旦穷人领悟到，在当今时代，他们在有生之年，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法赶上富人的步伐，而贫穷已经被我们的文化“定义”为耻辱的时候，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会如何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后果，几乎已无需讨论。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豪富和奢侈的警惕、反省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反，文化和社会所倡导的首先是知足和勤俭。中国儒家文化虽然不像佛教那样从根本上否定人的欲望，但对于过分的纵欲一直持否定态度，所谓富贵不能淫。那么，奢侈和纵欲，怎么会堂而皇之地成了今天人类的“共同价值”？对财富和资源占有的多少，怎么会成了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尺度的呢？

记得小时候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总觉得这个吝啬鬼的形象，与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有几分相似。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这两个守财奴不太一样。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严监生守财的行为，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约灯油，称得上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而实际上，正是出于对占有物的贪婪，在占有的惯性下被欲望所反制。而葛朗台的吝啬则是为了侍奉他的上帝。他的目标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晰——为以后在天国占据一个好位置而拼命积累世俗的财富。其逻辑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严监生这样的人是属于“前现代的”，他的可笑源于欲望的偶发性迷失，而葛朗台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践者和牺牲品。

众所周知，除了利润之外，资本没有其他目的。资本家既然可以将牛奶倒入大海，他们当然也可以劫持政府，干预国家机器。比如，像美国资本家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故意延后或取消公共交通的建设，迫使消费者购买汽车。当然他们也可以控制言论、媒体和话语，培育并塑造他们认为理想的消费者。这就造成了目前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滑稽局面：富人大多以慈善者的面目出现，进而被包装成“救世主”一类的角色，而作为污染祸首的跨国资本和企业，反而成了“环保英雄”。

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化问题。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对过剩性的追求，或者说对文化的依赖，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我们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文化，重新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不过，正因为文化无处不在，它不仅为我们的欲望赋予了具体的形式，也为社会建立了复杂的价值系统。当我们展望下一个三十年环境问题的时候，对文化本身，对控制并塑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话语进行批判性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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