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从来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是垃圾变的?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枝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枝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的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分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的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义结姊妹以后,心情上便更亲爱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人的名字,叫到她蹦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的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得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重。可是讲闲话必是快速的抢着讲,那段时光最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得比较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她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导师讲悄悄话,她坐在位置上羞羞的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就说:“好啦!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念书呀!不要再问了。”
吃中饭时,我们就谈起来了。“她妈妈讲流血啊什么鬼的,我坐第一排,听到啦。”我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怎么完?”“就是从此要当心了,一跟男生拉手,就死了。”“怎么会死?”“不是真死啦!傻瓜,是会生出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是这样来的呀!”我们听得变色。“没有那么简单,真笨!还要加亲吻的,不亲只拉手小孩子哪里会出来?”其中一个杨曼云就讲了。“一亲一吻,血跟男人就会混了,一混,小孩就跑出来了。”
我们七个姊妹吓得很厉害,庆幸自己的血暂时还不会跟什么人能混,发誓要净身自爱,别说接吻了,连手也不要去跟人碰一下才能安全。从那次以后,在学校看见我那同住一个大家庭的小堂哥陈存,都不跟他讲话。
虽然对于生小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极大的恐惧,可是心里面对那些邻班的男生实在并没有恶感。讲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的,而且骂得很起劲,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我们女生的心里都有在爱一个男生。
这种心事,谁都不肯明讲。可是男生班就在隔壁,那些心中爱慕的对象每天出出进进,早也将他们看在眼里、放在心底好一阵子了。
多看了人,那些男生也是有感应的,不会不知道,只是平时装成趾高气扬,不太肯回看女生。朝会大操场上集合时,还不是轻描淡写的在偷看。这个,我们女生十分了然。
有一天我们结拜姊妹里一个好家伙居然跟邻班的男生讲了三两句话。等我们悄悄聚在一起时,才说,男生也有七个,约好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边去。这叫做约会,男女的。我们也懂得很。
问我们敢不敢去,大家都说敢。可是如何能够约时间和哪一天,实在不能再去问,因为众目睽睽,太危险了。
没想到第二日,就有要跟我们约会的那群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打开袋子,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
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觉得今生开始要欺骗妈妈了,实在不想去做。我是六岁便进了小学的,年纪又比同学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讲是坏事,如何在六年级就去动心了?妈妈知道要很伤心的。倒没有想到老师和学校,因为我心中最爱的是妈妈。
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也没一个,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去逗弄它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触,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一下又闭起来了。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的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的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的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拚命的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拚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着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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